“臣往后一撤，顶不济就是回河南当王爷，而海商若是受不了官司，定然又会倒回去挂上洋旗。”
“既然怎么都要挂洋旗，臣还妄插一手得来作甚么呢？岂不是无端被小民笑话么？”
朱翊钧明白了，大明的市场逻辑不是经济逻辑，而是生存逻辑。
更直接一点儿说，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竞争逻辑。
其根本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比市场经济更硬的原始逻辑。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和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始终没有向海外跨出那至关重要的主动一步，就是因为这条原始逻辑始终潜伏在帝国的血脉中作祟。
对于朝廷而言，保住一群潜在劫匪的饭碗，显然是一件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海外殖民项目更划算的事情。
因此无论是哪一位大明皇帝在位，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得势，权衡利弊之后给出的政策就只能是压缩海商权利，使得大明的“郑芝龙们”纷纷变成了“世界公民”。
如果说，在海商与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大明法律原本应该承诺的国民待遇。
那么在海船与漕船的关系方面，洋旗和洋身份为“郑芝龙们”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
这种待遇是一种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高级待遇，不但具有技术优势，还能为海商带来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
只是从大明皇帝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使得洋旗突然便具有了另一种颇具威胁的特权色彩。
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哪一位皇帝，除了晚清那种被洋人的大炮架到了国门口的极端情况，其余帝王，有哪一位能容忍一个威胁统治的不定因素存在于帝国的种种政策之中呢？
更何况海贸与海运在万历十六年的大明所有人看来，只是为了弥补朝廷财政而存在的非固定政策。
潞王殿下说得好，就是皇上现在立刻就想收上来个一万万两，分摊下去也不过是一个人出四两银子。
哪个皇帝会单单为了减轻小民负担，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会威胁帝国统治的财政政策呢？
假设从这个角度计算开放国门的风险和收益，那也无怪乎晚明与晚清的皇帝没有一个赞成主动引进西方文明与科技了。
退一步说，倘或他朱翊钧不是一个了解近代史的现代人，不知道闭关锁国即将会为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倘或他朱翊钧只是万历皇帝，他也绝不会赞成打开国门。
“小民哪里会笑话四弟呢？”
朱翊钧淡声道，
“四弟又没有自不量力，该被笑话的人是朕才是。”
朱翊镠赶忙“嗳”了一声，
“臣也只是给皇上提个醒，皇上想提携臣，给臣海贸的生意做，那是臣的福气。”
“臣拒绝了皇上，那是臣不识好歹，皇上不怪罪臣就已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