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洋人出海来华是趋之若鹜，个个都忙不迭地要来大明抢生意啊，但是这件事反过来它定就不通了。”
“那欧罗巴诸国所产之物相加，都不一定能养活咱们大明一个南直隶的人口，何况出海远洋本有风险？”
“那欧罗巴甚么都没有，出来的人无论捞着甚么回国都能算是大赚一笔。”
“可咱们大明物产丰饶，皇上花重金造海船下西洋，用一众士兵打来抢来的东西，其价值可能还比不上江南一年的税赋。”
“海船造费是一方面，远洋水兵的饷银又是一方面，这千里迢迢派无数人手来回转运，终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莫说那欧罗巴贫瘠荒芜，即使欧罗巴遍地黄金，说不定都抵不上朝廷预先花在水师装备上的银两。”
“因此依臣之见，朝廷远洋的生意必定是亏本的，只不过是亏多亏少，亏得能不能让皇上觉得值得花钱去亏的区别。”
“其实这点不用臣特意论说，皇上只要看一看永乐年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的成果如今还余下多少，就能知道这是一笔怎样的赔本买卖了。”
朱翊钧在这一刻终于充分理解了满清闭关锁国政策背后的那一番属于统治阶级视角的利弊权衡。
封建时代的中国，无论是体量、人口还是整个国家的消费市场，都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西方诸国。
这种在封建小农背景下的全方位碾压，加上帝国体制下无时不刻的集权思想，其结果就是明清两朝皇帝都觉得远洋海贸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
倘或朝廷有钱又有权，譬如明成祖，尚且还能让三宝太监下下西洋。
倘或朝廷没钱又没权，譬如崇祯皇帝，干脆就把制海权转包给郑芝龙，任由其当中间商赚差价，倒也算顺应历史大势。
问题就在于，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朝廷没钱却有权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比较容易滋生闭关锁国思想。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宁愿耗费半生心血去和官僚地主勾心斗角，宁愿背负骂名大兴文字狱，宁愿从中国的亿万人口和农村土地上搜刮财富，都不愿试着将帝国的目光投向海外。
朱翊钧现在领悟了，雍正皇帝的这种心态实非满清统治者所独有，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平均水平。
李太后和朱翊镠母子二人在海贸上的观念，就是这“平均水平”的最佳注解。
——整个中国都是咱们家的，咱们自己吃点用点，那些小民还不得紧着伺候着？何必非要花这冤枉钱去上赶着同不给咱们占便宜的洋人做生意？岂不是自讨苦吃？
朱翊钧在心里深深地叹息了，雍正是一个多么勤劳刻苦的皇帝，为了朝廷财政，他连“摊丁入亩”这样狠触官僚集团利益的国策都逐步落实下去了，怎么就没想到要去薅洋人的羊毛呢？
说到底，还是百姓的财富太好搜刮，洋人的便宜太难占的关系。
当然，这一点利害，皇帝身边的人是不会明讲出来的。
即使是万历皇帝的同胞兄弟潞王殿下，在讲这一点道理的时候，还是用“大明疆土广阔，物产丰饶”这样的修饰句给一笔带过了。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朱翊镠的判断整体是不错的，万历十六年的大明正处于雍正时期没钱有权的王朝中间阶段。
这时候一方面可以去“摊丁入亩”，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殖民海外，只是前者稳赚不赔，后者有赚有赔，就看皇帝心里的那一杆秤倾向哪一边了。
这一杆秤平衡起来是需要一些决断力的。
朱翊钧此时便隐约察觉到了雍正当年的苦恼。
假设摊丁入亩成功，朝廷能从农田里收上钱来，百姓减了负担，官僚受了打击，皇帝的威信与日俱增，那自然是千好万好，再没人会去妄生事端地去考虑甚么扬帆海外。
反正朝廷财政充盈，哪里需要去赚洋人的钱呢？
但假设发动去海外殖民，朝廷的银饷花得便更多了，百姓的税负更重了，官僚士大夫一不留神就要华丽转身成资产阶级，帝国的统治都要受到动摇，回本却遥遥无期。
换句话说，若不是朝廷实在收不上税来，哪个皇帝会放任海外自由贸易啊？这不是自毁税基吗？
饶是不喜欢满清的朱翊钧，此时也不禁跟当年的雍正皇帝共了情。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毅力，才能在如此险恶的情形下，还牢牢地坚守阶级立场不动摇啊。
“四弟真是聪明。”
皇帝听罢，淡淡地点了两下头，道，
“是不是赔本买卖，一眼就能瞧出来了。”
朱翊镠一听话音不对，忙又凑过去嘻嘻笑道，
“臣一家之言，皇上也不可偏听偏信，还得等永年伯和郑国舅探明了消息后，前来回话才是。”
朱翊镠这话当真是服了软，平常他是多么小心地避着后宫，连李太后主动说起郑贵妃产子都不接话，此时竟也顺着皇帝的心意称呼起“郑国舅”来了。
朱翊钧却别过头去不看他，
“这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一下子应承了朕之后，内里的宗禄一下减了，却在外头做了赔本买卖，亏了朝廷的钱，最后弄得里外不是人吗？”
朱翊镠仍是笑着，这一会儿却笑出了点儿“心照不宣”的意思，
“臣心里知道，皇上能准允臣不应此事，便已经是十分看顾臣了，只是削减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