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一定也变得脸色刷白，记得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平静，问道：‘怎么啦？怎么死的呀？’奇怪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当时我还以为是脑溢血或心脏麻痹忽然发作而突然死去的呢。”
“康子是怎样回答你的呢？”
“她死盯住我的跟睛看着我，她那可怕的眼神，真使我有点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儿，她开口说道：‘杀死的，是我杀死的。’”
“被告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眼前一下变得模糊起来，好象是一片云雾，各种胡思乱想掠过心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康子当时怎么样？”
“她一直沉默不语。也许是为了使兴奋镇定下来，她把威土忌酒注入杯中一饮而惊—虽然她平时在我眼前从来没喝过酒——把酒杯递给了我，喃喃地说了声‘永别了’。
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以后，喝了一杯酒，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时康子怎么说呢？”
“叫我按着顺序再现她当时的话，是不可能了，总之，她说过这样的话：东条宪司不知在什么时候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他好象是为了在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使了一个说坐夜车去大阪的计策，又偷偷地回来了。他大概推测到，他一出去旅行，康子一定会把我带到他家里来的。”
“这真地只是康子说的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吗？”
“康子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事实本身不是这样，我在家里一直呆到半夜十二点。”
“但是，什么事物都有一个常识问题。说东条宪司觉察到被告和他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于是以出差为口实，给他们以幽会的机会，然后再闯入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实际上他没有发现被告在他家里的话，恐怕不会发生致命的搏斗吧。比如，他说明一下计划变了，改在明天早晨坐飞机出发，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真正意图掩盖过去吗？若是一般人，一定都会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