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史学家考证，“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这句话只是《孙子兵法》的注文，不是正文，是当时抄写汉简的人的笔误造成的，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孙子》系列的创作经历了长期编撰过程，未必要锁到特定的人身上。
在当时，这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
根据专业人士的考究，先秦兵书典籍从西汉至《汉书·艺文志》著录前，至少经过了张良、韩信的序次兵法、杨仆的捃摭遗逸、任宏的纪奏兵录等三次整理，或增或减、或真或伪、或优或缺，没法说了。
又如东汉曹操，他也整理过《孙子兵法》系列，但曹操拿到手的要多得多——一共有八十二篇，并且各篇成书年代都不相同。
说好的“十三篇”，怎么变成八十二篇了？
曹操很纳闷，但这难不倒他。
为了保持原著声韵协调、文字优美的韵味，他将《孙子兵法》的众多篇目仅仅抽出十三篇精华作注，而将余下的编为《续孙子兵法》。
依托流量明星曹操的捯饬整理，声韵协调、文字优美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焕然一新、名声大噪、流传至今，但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孙子》其他的“兵法”系列，如《孙膑兵法》，逐渐淡化、消失。
所以，目前我们要讨论的关键在于——《孙子兵法》蓝本作者是谁？
也就是说，《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孙氏之道”的“孙氏”是谁？
汉简已非先秦原样，我们再次将目光放到到孙武头上。
于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孙武”其人到底是否存在？
既然西汉之前文献没有“孙武”其人，那么这个人物是否和当时现有的人物有关系？
我们再次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下被春秋历史奉为圭臬的《左传》。
《左传》的编写笔法是非常有原则的——非天子、诸侯，公子、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不记，甚至影响不大的次卿都是不与记载的。
翻开《左传》，大半在晋楚之间，详于贤者、褒抑于礼，如果孙武入吴而没有得到卿、大夫的官职，只以他国公孙的身份暂为吴国客卿、或者只是客居吴国军师偏将一类职务，左丘明是不会记载他的。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就算孙武取得不世功业，被记载在王公贵族功劳簿里也不足为奇，在任何朝代乃至现在，这种本位主义都是存在的，只不骨渲贫认孪缘糜任正常。
包括田忌的客卿孙膑，如果左丘明在世，也不会记载。
于是，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吴行人伍子胥身上，因为孙武与伍子胥有太多的共同点——都从异国而来，统帅吴军破楚；都讲军事策略，帮助吴王阖闾练兵。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两个假设——孙武就是伍子胥，或者孙武是伍子胥的客卿。
先看第一个假设：孙武就是伍子胥。
当时伍子胥死前，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为王孙氏”，之后“王孙氏”家道式微，简化为“孙氏”。
百年之后，孙氏后人孙膑被“膑”后，忍辱负重，开始着手整理先辈伍子胥兵法十三篇。
直到桂陵、马陵之战后，“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被称为《孙子兵法》或者《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伍子胥的作品。
这个假设是强行建立在“王孙氏”简化为“孙氏”基础之上的，无佐证，不靠谱。
再看第二个假设：孙武是伍子胥的客卿。
孙武为齐国田（孙）氏庶出，奔吴后写出了兵法十三篇，在伍子胥被杀前后，孙武或者儿子又回到齐国，后世出孙膑。孙膑被“膑”后，忍辱负重，开始着手整理先辈孙武兵法十三篇。
直到桂陵、马陵之战，“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被后人称为《孙子兵法》或者《孙膑兵法》。
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吴破楚入郢之后，孙武建议吴王阖闾干了一些不地道的事情，这些背弃礼法的暴行，让素有礼仪的中原各国感到匪夷所思，即使是被中原各国一向轻鄙的秦国君臣，也甚为不齿。
对于周游列国，致力于“礼”和“以礼治国”的孔子来说，孙武及兵法十三篇的出现，是开启“兵者，诡道”的“失仁丧德”之源，是引发礼崩乐坏的毕方之火。
（毕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神鸟，是大火之兆。）
站在孔子恪守礼仪的角度，《春秋》必然会剔除孙武。料想《左传》以及先秦时期的史料也做出如此考虑。
时过境迁，华不再扬，谁又说得准呢！
查阅浩如烟海的典籍，逻辑严丝合缝的推断，我的结论是——不知道。
用了很大的篇幅，得出的结论让人很不满意，是因为现在史料太少的缘故，不止孙武查不到，甚至连司马穰苴在《左传》中也不见其人。
但你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不存在。
我写历史不会用“等”字来替代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的姓名，因为他们在历史中出现过，哪怕微小的瞬间，哪怕下一页便不见其名，也值得被写下。
他们也许辉煌过，也许给过我们教训，重要的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呼吸过。
由于没有更多史前资料的佐证，仅仅靠推断是不足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很快解密，也许会永远尘封。
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她如同你指腹为婚却尚未见面的媳妇，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