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首先找来子路，问道：“您觉得我们的‘道’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子路本来对孔子富有成见，认为孔子提出的仁、智、信远没有达到被人信任的程度，应该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就无法摆脱眼前的困境，他说道：“‘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老师积德怀义已经很久了，落到这种地步想必是老师的仁德和智慧还不够吧，所以人们还不信任我们，不愿推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回道：“仲由啊，你以为仁德的人就一定被人相信吗？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被饿死在首阳山上。你以为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被任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剖心。你以为忠心的人必定会有好报？那么关龙逢就不会被杀。遇不遇到贤明的君主，是时运的事；贤还是不贤，是才能的事。君子学识渊博深谋远虑而时运不济的人多了，何止是我呢！况且芝兰生长在深林之中，不因为无人欣赏而不芳香；君子修养身心培养道德，不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如何做在于自身，是生是死在于命。因而晋国重耳的称霸之心，产生于曹卫；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产生于会稽。所以说居于下位而无所忧虑的人，是思虑不远；安身处世总想安逸的人，是志向不大，怎能知道他的终始呢？”
子路出去了，孔子叫来子贡，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子贡认为孔子的“道”过于理想化，脱离实际，“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建议孔子将所谓的“道”降低下标准，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实施。
孔子回道：“子贡啊，好的农夫会种庄稼，不一定有好的收成；好的工匠能做精巧的东西，不一定能顺遂每个人的意愿；君子能培养他的道德学问，抓住关键创立政治主张，别人不一定能采纳。现在你不去研修自己的道德学问，反而想降格来敬合取容，这说明你的志向不远大，思想不深远啊。现在我们被困于此，您还是想办法让我们脱困吧。”
子贡出去以后，颜回进来了，孔子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颜渊则给了孔子很大的自信，他认为各国当政者目光短浅，不能接受孔子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只要坚持自我，方显君子本色，终究会迎来转机。
孔子欣然而笑。
子贡得到消息，得知楚昭王为解吴国伐陈之事，亲自领兵驻扎在城父，便逃出包围圈顺利找到楚军驻地，向楚昭王通报情况，不几日，楚昭王立即派兵前来营救，孔子等人才脱离困境，顺利到达楚军阵营。
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当世最强大的君主，即将风云际会，天下为之侧目。
楚昭王深知孔子知识渊博，早在孔子居陈国的时候，陈湣公就曾拿着一只杆长一尺八寸、石制箭头的箭，向孔子询问来历，孔子一眼就断定此箭是北方肃慎国向周武王敬献的贡物，周武王又把这些箭分给同姓的诸侯，陈国也分得几只。陈湣公将信将疑，派人到仓库去查，一查，果然有，便对孔子大为佩服。
于是，楚昭王便向孔子询问十六年前回国时在汉水中遇见的一个红色的大果子是什么，十分好吃，从那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
仅凭口述，知识储备再丰富的孔子也不可能判断是什么果子，并且孔子“五谷不分”，就算把果子放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为何物，眼下这种情况只能先往“道”上忽悠，走一步看一步，于是孔子神神叨叨的说“此乃浮萍果也，食之得复兴之道也。”
楚昭王想到当初复主郢都，适逢大战刚息，百废待兴，君臣齐心想尽了方法来安定局势、恢复秩序、建立威信，才得以迅速的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才有了如今的盛世康庄，便对孔子说的话笃信不疑，心里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
楚昭王又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十分肯定了楚昭王复国以来所作的一切努力，感叹说道：“由自己遵循天道纲常，按照原来的治理国家的纲领就可以了（‘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说的楚昭王又是一阵激动，看待孔子的眼光更加的温柔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段蜜月期，孔子和楚昭王形影不离，互相交换治国理政的思想，此时的孔子已经对“礼”的内在精神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也形成了超越时空维度的思想。
他以礼治国的思想，不再限于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心怀天下，心怀世代。楚昭王问孔子：“十代以后，还有没有“礼”？”孔子说：“‘礼也者，合于天时’。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不会变。”
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尽管有所“损益”，但礼的内涵却大致不变，礼之“决嫌疑”、“济变”、“弥争”的功能不会变。
两千年后的今天，传统的礼乐文化之精华在现在这个过分重视物质利益的社会，依然能够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仍然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维护社会秩序。
礼，中华也。
楚昭王接受了更为高级的文明思想，身心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愈发看见清爽的天空与无尽的未来，畅汗淋漓之下打算封给孔子七百里书社地。“里”是古代居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里为二十五户人家，七百里则为一万七千多户，这个数目确实有点夸张，估计楚昭王当时只是口头说说的，未必当真。
令尹子西听到这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