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到了，即使生命短暂，又有何惋惜？仰望星空的人，从来不会在意生命长度。
瞻仰着楚昭王的遗容，孔子缓缓说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在孔子看来，遵循常理行事，不乱纪纲，不为私心迷惑自己，不为困难而退缩，始终坚持坚定自己的原则，这就是懂得大道的人。
在与楚昭王的沟通中，孔子曾离成功如此之近，随着楚昭王的逝世，孔子师徒在楚国受聘一事也戛然而止，叹息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失意的孔子带领弟子离开楚国，漫无目的的游荡着，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竟没有一个容身之所。孔子曾经自信满满的对弟子表态，他的事儿要是成不了，就坐个小筏子出海永远离开他们，看样子，现在到了孔子兑现“乘桴浮于海”的时候了。
天下，竟容不下心怀天下之人。
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人是孤独的，一个先知的路是艰难的。
曾经，孔子准备去晋国，到了黄河边，听说窦鸣犊、舜华为了维护晋候之尊、被赵鞅赐死的消息后，觉得自己不应该去辅助赵鞅这种不仁义的人，便作《陬操》琴曲来哀悼他们两人，就此打转，终身没有越过黄河一步。
窦鸣犊、舜华是晋国德才兼备两位大夫，如果对此二人不太熟悉，那么你一定熟悉影响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就是窦鸣犊提出来的。
楚狂接舆的歌声又在耳边响起——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回去吧！归隐吧！做个避开乱世的智者，做个安逸逍遥的散人！
孔子怅然自语的说：“逃避又有什么用呢？人总该有责任的，怎可自顾隐居山林，终日与鸟兽生活在一起。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有道’），那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要想改变这个局面了。”
我想改变的，正是你们厌恶、逃避的动荡之世。
我所追求的，是天下人人遵循教化，格物致知。
我想看到的，是你们永远梦想不到的清明盛世。
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四年后，既孔子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军功赫赫，赢得了季康子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十四年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
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经历了“六十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其思想已经形成系统体系，我们称之为“儒学”。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那个时候“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探究夏、商，西周3个朝代的礼仪制度，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编订了《书传》和《礼记》。
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晚年的孔子非常喜欢研读《周易》，他读《周易》极其刻苦勤奋，以至于多次磨破编书简的皮绳，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他用《诗经》、《书经》、《礼记》、《乐经》等典籍作为教材教育弟子，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后人称他们为“孔门七十二贤”。
在教学实践中，他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从不用死板的方法教育弟子，而是采取诱导启发的方法，让弟子触类旁通孔子一直格守礼仪，为弟子们做出表率，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
在乡里，他谦恭得像不善言谈的人；在祭祀和议论国政的时候，却又能言辞明晰通达；对待官员和百姓都一样的谦虚恭敬：肉如果变质或是不按照规矩切割的话，他就不吃；座位摆放不正，他就不坐；和有丧事的人一同吃饭的时候，从来不吃饱。
颜回也感慨地说：“我越是仰慕老师的学问，就越得它高超，越是钻研它，越觉得它深厚。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去学习，但还是远远赶不上老师啊！
为宣扬自己的救世理想，重振礼乐标准，使“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一书：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国君。文辞精简而旨意深广，就连擅长文字的子夏也无法增删一句话。
公元前483年，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次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次二年，孔子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
人的一生，是一种不断加速失去的经历，亲人、挚爱、自由、年华、日出、欢笑、包括我们的生命。这种失去让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
这一年，有人在鲁国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
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孔子迎来了最有钱的弟子子贡，孔子老泪纵横，责问子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