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根据当时的地形特点，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北面低洼的地势状况，在淠河之东、瓦埠湖之西的长方形地带，组织百姓用土料、砂、砂砾、石料等材料，将众多的天然湖泊圈集成塘，并在四周筑堤成堰，引积石山、龙穴山、龙池山和淠河之水入陂，形成周长约二十五公里，面积约三十四平方公里，下控淠东平原，蓄水近七千万立方的长方形大型水库。
今人认为，芍陂工程选址科学，布局合理，治水理念和水平远超当下，使寿春一带农田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成为了楚国最大的粮食出产地之一，为繁荣楚国经济和屯田积谷济军，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干脆把都城都迁到了寿春。
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两千多年来，芍陂在灌溉、航运、屯田、济军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赋予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将其改名为“安丰塘”，意寓安庆丰收之美好。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对安丰塘进行综合治理，先后进行裁弯取直、拓宽疏浚引水工程，加高培厚老堤，筑块石护坡，改建斗门，修筑灌溉排水工程，使蓄水量及灌溉面积都有了显著增加，直到现在都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成功入选2015年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孙叔敖不但兴修了大量的堤坝和灌区，还开凿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云梦通渠，又称荆汉运河，这条运河不仅沟通江汉之间航运，且可灌溉两岸农田，对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
“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爱，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楚国南至江水流域，北至淮水流域，在孙叔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不仅为楚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果你认为孙叔敖只是一个“功同大禹”的水利专家，那就太对不起东汉邯郸淳对他“大贤次圣之质”的评价了，孙叔敖不仅会治水，还会治国。
在治国方面，除了发展农桑水利之外，孙叔敖还极为重视民生经济，把商业看做是和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都是“农商并重”，尽力使农、工、商各得其便，秋冬两季动员百姓进山采伐林木，春夏两季借助河流涨水运往外地，从而创造经济价值。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管仲的以商治国的理论更切合楚国实际，在他的治理下，楚国的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获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国力得以迅速提升。
为端肃社会风气，孙叔敖还编修楚国刑法《仆区》，使得楚国“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一片和谐安宁的文明之风跃然眼前。
除了这些传统的治国之术以外，孙叔敖还懂得金融，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楚庄王却嫌它面值太小，然后强制推广一种币值很大的钱币，老百姓觉得支付非常不方便，商家也是蒙受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使得市场非常萧条。
孙叔敖知道后，觉得这将会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就去见楚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楚庄王答应了，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
除此之外，孙叔敖还善于迂回变通，当时楚人都喜欢乘坐低矮的马车，楚庄王认为矮车日常不便于行马，战时不利于运送军用物质，想下命令把车子底盘改高。
但此政令遭到孙叔敖的劝阻，他认为此政令的下达，会让百姓无所适从，不知道车子要加多高为适，从另一层面上讲，如果国家强制百姓改造马车，而没有补助，必定会遭到强烈抵制，于是向楚庄王建议统一加高大门的门槛，因为乘车的人不能由于过高门槛而频繁下车，自然而然的就会将车子底盘加高到了门槛高度。果然半年不到，百姓感觉门槛儿高了，马车行驶很不方便，纷纷把马车改高了。
在治水、治国之余，孙叔敖还抽出了点时间把军事也改革了下，他治军的方法也很先进，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各司其责，同时规定各级军官建立不同的旗号，并按旗号指挥行动，从而起到“不戒而备”的作用。
同时制定各种军事条例（“择楚国之令典”），严明平时如何训练、行军时如何调度、有任务时该怎么处理，经过他的治理，楚军的战斗素质和纪律性大大提高，这给后来的邲之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孙叔敖在当令尹期间，为楚国的发展呕心沥血，深得楚庄王的信任和朝野的尊重，但他对自己要求却非常严格，吃的是粗饭、菜羹和干鱼，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面带饥色，不仅自己车乘吃穿简朴，家人也“不衣帛”，连家畜也跟着受苦（“马不食粟”），韩非子感叹之：“良大夫也。”
相比管仲的“其奢逼上”而言，孙叔敖简直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其简朴连孔子也对其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