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长室，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总行有关调整逾期贷款利率的意见。
原来，市民银行成立后，为了彰显业绩，在贷款利率的执行上一直就高不就低。人民银行在利率政策上有个规定：逾期不还的贷款加息20；超储积压产品、商品的贷款加息30；挤占挪用的贷款加收50。当时，正常贷款利率的月息为12‰，金融服务社的老贷款一般都是逾期贷款，同时，由于金融服务社灵活的机制，有很多变通手段办一些不太符合产业政策的贷款，到了市民银行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讲当时做贷款时的客观情况，“就高”就可以变成挤占挪用贷款了。加上上面讲的原因：为了彰显业绩的需要，一律往高套，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下，帐面利润是出来了，但是应收未收利息这一块，也像一个怀了四个月婴儿的孕妇的肚子，日见日的看得到的隆起。这一隆起对谁都不要紧，只对原来想用它来彰显成绩的领导层来讲是一个问题，日子一久，应收利息每月以数千万规模增加，便很难向股东和社会交代。于是，不得不组织各支行开会，要把原来高算的利率减下来。
在湖贝支行，早在总行会计部门要求高算利率的时候，夏天就在支行中层以上会议上提出过，动辄对旧贷款加息50计算的做法不妥。理由是：第一，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始终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深圳能以月息18‰维持正常经营的企业不多。若企业没有利润，拿什么来交息？第二，银行作为社会企业始终不能忘记做贷款时与企业的约定，逾期就逾期了，本来就是因为贷款成本高是其还不起的原因之一，银行自己再节外生枝，便很难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三，应收利息的增大，最终无法收回，日后银行还是要走核销的路，这将自取其烦。
当时，夏天发表完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正面响应，相反还在行长心中增加了对他与贷款户之间有什么猫腻的怀疑。后来，湖贝支行因为资金紧张，一方面让老贷款户花钱组织了700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一方面又继续高计他们的罚息。夏天觉得不合情理，再搞下去，势必失去企业支持，便写了个请示，与总行协调后，将十余家的旧贷款利率降低至12‰与15‰不等。
话说当日，在有总行何人友、冯老刀两个副行长参加的计划与信贷会议上，来了会计处、计划处、信贷处的处长，显见总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会议开始，各支行都对执行贷款利率政策提出了看法，其中讲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各支行的会计部门都说会计处要求高计利率。坐在一旁的会计处长鲁爱萍，听得一阵脸红、一阵脸白。
好不容易等待大家说完了，她急忙说：“会计处从来就没有要求往高套利率，逾期贷款怎么能加一个六厘呢？你们回去以后，对营业部主任说，逾期就是逾期，剩下的要怎么罚，没有计划信贷部门的通知是不可以加的。营业部坐在大厅里，怎么知道哪笔贷款是超储，哪笔贷款是挪用？真是乱弹琴！”
这鲁爱萍话中讲的理是这个理，但是各支行都说支行营业部高套利率，难道各支行的营业部主任一个个都是傻子不成？夏天在心里说：“别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跟风做事最怕的就是这样：点头哈腰地执行领导的口头指示，完事了，出问题了，责任都经领导双手轻轻一推，自己肩上踏踏实实的扛着。”
与会人员在何人友、冯老刀的反复暗示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要处理的，是市民银行帐面利润与应收利息两者之间交错产生的矛盾问题。它就像一个深度罗锅（驼背）的人躺在床上，身上的罗锅成了一个支点，人们往他的头上按下去，脚那边就起来了；如果把脚往下按，头这边又起来了。当然，罗锅也不图有什么好看、漂亮，就是把头和脚两者弄得平衡一点。
会议做出决定：当年以18‰月息计算的逾期贷款，现在还挂在应收利息帐上的，要么是真的定性为挪用贷款，要么就要一竿子插到底，全部退到加收利息20的标准上来，月底前办妥冲减帐项手续。
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完总行的会议精神，三人根据支行的情况研究了一番。最后定的调子是：已经办了借新还旧的不退了；已经由信贷部门通知过是挪用贷款的予以维持；比较难分的一律退下来。
方案定下后，夏天问道：“那就搞一个书面通知落实下去了？”
王显耀和陈作业表示同意。
夏天想，支行定的调子，已经十分清晰，没有任何歧义。便叫来汪洋按照行长的意见，用排除法，将已经借新还旧的、原来发过挤占挪用通知的企业剔除，剩下的列出一个清单，夏天以支行计划信贷科的名义写了一个业务公函，内云：
关于纠正逾期贷款利率套算的函
营业部：
总行于本月26日召开纠正逾期贷款利率套算会议，要求本月底必须自查自纠。支行经研究决定，下述企业从1996年1月1日至通知期乃至以后的逾期贷款利率，一律以正常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20的规定执行。原来高计的，应该按照总行要求，即予退减冲帐。
谨此函达。
附：《应予退减利息企业名单》
市民银行湖贝支行计划信贷科（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夏天写好后，看到王显耀已经离开支行，便来到陈作业办公室，准备给陈作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