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31日，夏天的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这人是刚从省纪委接受协助调查谈话后来到深圳的樊波，他是夏天的爱人樊婷的胞兄。
看官听说，樊波为什么会到省纪委接受协助调查的谈话呢？这事还得从他所从事的工作说起。
樊波是广东一个县级市的市委委员，当了一个高税利企业的总经理，因为没有董事长的设置，因此，樊波就是该企业说一不二的一把手。他这个企业是国家没有放开的行业企业，除了有经营权之外，还有行政管理权，当他的公司行使管理权的时候，他的身份就不是总经理了，而是局长。像这种官不官、企不企、民不民的体制，也许随着国家的进步，到了下一代人管事的时候，人们便不知为何物了——就像现在的年青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食油票、猪肉票、布票、自行车票一样，感到不好理解，但在当今社会，人们还是看得懂的。在这种垄断企业里，要做出成绩是不难的。樊波的前任就是因为他突出的工作业绩成就了当时市里税利收入的半壁江山，而被提拔为副市长的。一年之后，这位副市长又成了主管政法战线的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此君在局长任上仍是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开展整治工作。不料，就是因为这些举措，不但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结下了梁子，还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于是，黑白两道寻衅的事情便接踵而至。
开始的时候，对立面的动作还是小的。譬如，有一些“小偷”常常光顾这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家，并顺手牵羊地“偷走”他家里的一双新鞋中的其中一只，或者拿走他家切菜用的菜刀，又或者拿走他的小孩子喜欢的玩具，等等。久而久之，这局长便知道有人在跟他过不去，但却声张不得。因为张扬出去。公安局长家里经常来小偷，不就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吗？他想，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照样在政法岗位上我行我素地干起事业来。
后来。个别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越发猖狂起来，有一回竟光顾了他家的保险柜，发现了他在原来总经理任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便大喜过望，做起更大的动作来。于是。一封封检举信不断往上级机关发送，而信中所述之事也不见得都是空穴来风，有些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从信中的文采来说，也是经过高人点拨的。这样，人事主管部门和纪检机关不能不重视起来。后来，上级了解到这位局长还是一个颇有魄力，上任之初得到人民拥护并干着实事的领导干部，为了避免伤害无辜，对他的调查便不得不隐蔽进行。于是，省纪检部门组织精干人等。直接到了这个市，开始了秘密调查。
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把问题集中在他原来工作的企业方面。后来，调查人员对他的继任人樊波也做了一番了解，便回省里去了。
一天深夜，樊波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婷。樊波想：是哪个不知道深浅的家伙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来骚扰？便有点不高兴地拿起电话问道：“你好！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说：“请问樊波同志在吗？”
樊波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对方回答说：“我是省纪委的，我今天跟你通电话，首先我要向你明确纪律：你要以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今天跟你讲的，不会跟任何人透露。”
樊波说：“好的，我保证。请问有什么事呢？”
省纪委的同志说：“我们请你明天下午五时前到省纪委接受问话。你能做到吗？”
樊波当官也当了一些年头了，但是。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忙说：“能，能，能！”
这位同志又在电话里说了：“你到了省纪委找接待室，报给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有人会安排你谈话。”
樊波忙说：“好的。谢谢你！”
放下电话后，樊波心里十分紧张，因为自己一直从事黄灯与红灯之间的生意，有些业务可能会在客户端出问题，而受到不同区域的不同部门的查处，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人哪，心里一急，就会六神无主，而省里的同志又要求不能告诉别人，听他的口气，好像有点党内“双规”的味道：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谈指定的问题。你想想，为企业的利益忙成这样，也为市里贡献了不少税收了。现在倒好，忙到去省纪委了，而且明天就要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广州。
话说樊波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为官一生，处事谨慎，现在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听到樊波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心神不宁，觉得总是有什么意外之事在他身上发生。便左哄右问，终于问出了他要去省里谈话，但到现在还是像丈二金刚般，摸不着脑袋，不知为什么要到省里。他父亲是一个细心之人，详细要他回忆接听电话的细节。如：称樊波为同志，打电话到家里，而不是打到单位，要求保密，等等。只听他的老父亲说：“你暂时时还是可以安心的，可能省里把你当作知情人了解情况，不像是以你为主做的业务有什么大的关联，你可以放心地去。”
樊波听完老父亲的话，稍稍安了点心，但还是一个晚上都没有入睡。
第二天上午，在一家老小目送之下，樊波心里好像打破了一个五味瓶般，喉咙里涌上一股酸意，泪水已经在眼睛打转，但他强忍了回去，随即上了轿车，往广州开去。
到了广州，他与省纪委的同志接上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