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否定之否定的眼光来观看这三个世代相承的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诚如当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黄金时代分隔开来。”于是，中世纪无异于“黑暗时代”的代名词。可是，如果以相因而持续的眼光来观看这三个世代相承的历史阶段的时期更替，“史学家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因为“经年累月的研究已经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这就是“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然而，当这一优势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来体现时，往往被视为邪恶而与中世纪联系起来。
这样，中世纪的黑暗表象，也就完全地遮盖了中世纪的文化成就，促使欧洲以外的人们满怀着对于邪恶的愤恨而认同于欧洲之内的人们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且将中世纪这一概念普遍化，用来作为对于人类文化与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定时期进行的时代命名，从而使中世纪成为具有批判性文化概念：“今天，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中世纪’这一名词臭不可闻，它已经成为反动或者停滞的同义语。因此，如果一个现代改革家想要指责他的保守的对手的思想，他只要把他对手的思想贴上‘中世纪’的标记够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历史世代，但由于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主要时代特征的独特性。使其有别于古代与现代，这就是基督教以其国教化及国家化，不仅使基督教神学垄断了思想而成为官方哲学，而且使基督教教会插手了政治而具有统治权力。在基督教从思想到政治的直接影响下，在保障与促进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同时，又妨害与阻碍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因而这一影响的正面性与负面性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较之文化发展的评估需要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做为个人的观察者往往具有偏于一隅的局限性，因而更容易注意到这一影响的负面性。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延续。
这个年代哥特式的建筑还没有完全出现，很少能够见到房子上面是尖尖的形状，一种文化的繁衍，通常需要千年的传承。格洛克和洛可可的蛋挞建筑仍旧随处可见，一个世纪传承的闻名，远非我们目所能及活随意想象，虽然没有后世普及的那种开明盛世，但仍旧充满了古气息的繁华。
罗马在经历了拜占庭王朝之后。已经转折走向了另一个时代，随着君王统治转向元老会，慢慢的在潜移默化的转变着，而宗教的盛行开始繁衍而起，或许在那个凯撒大帝最后的子孙——尼禄的统治下，罗马会转折向另一个繁荣苍生，但历史不会出现如果。可以有如果就不会有秦二世，如果有如果就不会有斧影摇烛，历史给了太多的借口，也给了太多的假象，给了太多的联想，也给了太多的成王败寇。
历史是胜利者编剧的自我传记。这一点在长大成人之后，慢慢的了解了现实的残酷之后就愈发的体会深刻，凡事非亲眼所见皆难以事实定论。
这个年代，日耳曼人仍旧繁衍昌盛，凯尔特人的神话仍然未曾出现。那个拔出石中剑的潘多拉贡后裔还未曾将她的威名还没有覆盖大不列颠群岛的领土，所谓的英格兰神话尚属于粥宝之中，但并不是因为这些，历史的车轮就会为了造就某个英雄而停摆，为了创造某个神话而懈怠，历史会沿着属于时间的轨迹，不停的轮转翻腾，叙述颂中的平凡故事。
现在大不列颠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罗马帝国权利的分散，许多民族开始了入侵和征战，以往不可战胜的罗马帝国，就像是风中残烛一般除了那份矜持和骄傲以外，剩下的也紧紧只是那虚夸浮华的外表。
过于辽阔的疆土所产生的后遗症已经开始频频发生，或许不会有人记得，那个曾经武力达到最高峰，兵力最强势的尼禄大帝为何在拥有着强大领军和绝对实力之时，望而却步，不肯以侵犯来获得领土，更希望以和平来促使人类进步，她所占到的位置不是太低不能被人接受，而是太高太远，而无法被世人所理解，英才往往都是孤独的演奏者，或许曾经在暴君的身边也曾出现过琴箫和谐的那个陪伴者，但失败者是没有资格书写历史的，那个王之骑士也随着尼禄的风中消散，而被遗忘，被忘却。
萨克森人就是这其中入侵实力中的一个佼佼者，不逊于罗马帝国的兵力，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或许在他们的历史里，他们同样不是侩子手，而是民族的英雄，两军交战，最苦的永远都只是生活在最底层那些朝不保夕的贫民，而在战乱时期，所谓的一夜暴富，也不过就是烧杀掠夺。
任何的入侵不过是因为双方实力的差距，资源的掠夺，而奴隶市场的需求更加造就了战争的主要因素，强壮的男性奴隶，妩媚的女性奴隶，市场始终都是供不应求，战争商人永远都是在其中最大的获利者，贵族和豪门，也正是这些引导源的最直接因素，所谓阶级，就是在这一刻所产生的共鸣，但凡想要铲除这种阶级的人，无一不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或者时代的塔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