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关系方面，姜志军自问是有天赋的。
这一点，甚至得到了姜家老爷子的承认。姜志军的得意之作，是在某位老爷子回乡祭奠的时候，站在街口，烧了满满一大车的黄表纸在物资紧张的年代，哪怕是黄表纸，也是定量供应的，许多地方甚至不予生产了，当然，对于上位者来说，弄一车黄表纸倒是不算什么，却是怕影响不好。
因此，姜志军烧的那一车纸，正好填补了某公的遗憾，最起码，是填补了某公的夫人子女，以及乡下亲戚的遗憾。
最重要的是，姜志军并不是送了黄表纸出来，而是选了良辰吉日，请八字相合之人，站在风水之地，直接将之烧了个一干二净。
这个礼送的，自然也是干干净净，在姜志军没资格接触人家的情况下，给姜家多人，烧出了一条青云之路。
姜志军的家庭地位，也基本是建立在拉关系的天赋上的。
对于杨锐，姜志军亦是很早以前就有过研究，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结束了三人碰面之后，姜志军立即自信满满的前去拜访杨锐。
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自然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这里面，或许有两分的热闹，是为了遗传工程实验室表现出来的学术能力，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上万头牛的生意。
的确，在许多人的认识里，80年代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商品社会，但是，那仅仅是民间。
在企业的层面，特别是国企的层面，中国的商业状况是日渐成熟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国企也总是需要做点事情，来维持经营活动的。
国企和国企的领导，通常是不在乎小的盈利和一般性的亏损，但是，维持经营活动是任何一名国企领导孜孜不倦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经营本身，是比经营的目的有着更持久的价值的。
因为国企领导的存在意义在于经营，而非盈利或保值。
这听起来有些不好理解，实际上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好像一家生产卫生纸的企业，虽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拉屎的舒爽要求是卫生纸企业的目标，获取利润也是卫生纸企业的目标，但就国企来说，卫生纸企业的领导是毫不关心这两个目标的。
人民群众在拉屎的时候快乐不快乐，企业能不能盈利，并不是卫生纸企业的领导们费尽心思爬上这个位置所在乎的事。
他们在乎的，是企业收购纸浆的过程，是企业更新设备的过程，是企业雇佣工人或者管理工人的过程，也是企业销售卫生纸的过程，所有的过程，构成了经营者的人生。
然而，越是萧条的年代，企业的经营活动就越难以维持。
对于许多国企来说，生产就是亏本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了，降低生产频率，减少经营活动，已经成为了许多国企的命运。
一些地区，甚至要专门派出党政干部，盯着当地工厂，让他们限量限时的生产。
对工厂是这样，对实验室和研究所，其实也是这样。
研究所也需要物资流动起来。
年轻的研究员需要做简单的实验，生产简单的实验材料，例如常用的药剂等等。而高年资的研究者需要承接项目，追求合作以锻炼能力……
所有这些，都需要研究机构流动起来。
畜牧领域，已经很久没有像是牛的胚胎移植这样的大项目了。
杨锐的课题组以200头牛为单位做超数排卵，光是这个消息，就足以在业内引起轰动了。
超数排卵只是牛的胚胎移植的第一个步骤，其后还有人工授精，胚胎采集和鉴别，胚胎分割、胚胎移植等步骤，若是有必要的话，中间还有一个胚胎冷冻和解冻的过程。这么多的步骤，要是以一头牛或者几头牛为单位的话，一个实验室倒是忙得过来，但若是以200头牛为单位，或者更多头牛为目标，那就不是遗传工程实验室8个人的小组织，能完成全部步骤的了。
不管是20年代也好，60年代也罢，又或者80年代乃至于21世纪，研究所和小作坊的很大一点的区别，就在于研究所的标准化，让它能够随时寻找对接的机构，以扩大规模。
小作坊联合起来，是不能成为大工厂的，而研究所联合起来，是能够成就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及人体基因组计划的。
当姜志军来到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群，虽然没有指望自己能够参与什么重要的计划，但他们指望两百头乃至于更多头牛的大规模研究，用得上自己。
不管是制作试剂，混合激素，操作手术，查遗补缺，总而言之，许多好几年都没有一个像样项目的研究所，只能茫茫然的寻找出路。
要是在21世纪，各家研究机构，兴许还不会如此的兴高采烈21世纪的生物服务公司众多，而且多是为研究所和大专院校而服务的，不管是要什么药剂，或者是要做什么细胞，设计什么引物，都有相应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其他非盈利的学校和研究机构，是一点边都沾不上的。
当然，开设这些生物技术公司的都是大专院校和研究所里出来的实验狗和饲养员，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而在1985年，学术界就没有这么方便的私人公司了。
但是，提供药剂、培养细菌等等工作，还是得有人来做。
这就是低端研究所的生存之道了。
姜志军走进遗传工程实验室，只觉得周遭尽是大声说话的人，竟像是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