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走出音乐厅，其实就是为了躲清静的。
当然，音乐厅外的集会更喧闹，但是，毕竟没有人不停的拉着自己，一边啰哩啰嗦的说话，一边还美其名曰交换意见了。
尽管有些国际性的学者，其实是很喜欢这样的场合，甚至追求这样的场合，但杨锐并没有必要拉关系，尤其是拉国际关系。
一方面，他有自己的华锐制药和华锐实验室打底，另一方面，国际性企业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欧美的学者可以毫无顾忌的拿欧美企业的钱——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顾忌，有些时候拿了私企的钱就拿不了公共基金了，拿了公共基金也许就拿不到学校的资金了，拿了黑人组织的钱，到南方就不好募资了，拿了化妆品集团或医药集团的钱，环保类基金的钞票就等于放弃了——而对杨锐来说，拿钱就更要谨慎了。
中国人虽然开始玩实用主义了，但曾经的g点也没有就此消失。像是日本企业的钱，能不能拿呢。
要是理智的说，日本一亿多人口里面，出上三五个愿意为世界和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有钱人，也是有可能的吧。
再说了，用日本人的钱，家做研究，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中国在富起来之前的几十年里，还真没少拿日本的无息贷款。
可是看看砸日本车的，还有时不时泛起的抵制日货的言论，就知道，无论这笔钱拿的多么的光明正大，也不是全然没有代价的。
至于其他国家，其实也大差不差，韩国会闹事，朝鲜也不清静，印尼有排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扼守的马六甲海峡简直就是问题炸弹，中东更不用说了，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可能出现。再远一点的欧洲，先把八国联军数出来，剩下的葡萄牙占过澳门，荷兰占过台湾，名不见经传的不丹都通过麦克马洪线拉了一片藏南的土地去……
近代以来，与中国关系好的国家就没几个，甭管天南海北的，要数龌龊的话，都能找出三五点来。
这种情况下，拿钱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民众的情绪简直是一点就炸。杨锐要是真的全用自己的钱做研究也就算了，但在这个世界上，没人真能做到此点，公共资金终究是需要的，这就需要公众的支持。
比尔盖茨要是敢将自己的钱拿出来给科学家造，最多也就是看两场海啸罢了——肯定是比水花儿大，但是，想想真的会有科学家拿钱去制造海啸的话，出钱的人还是会感觉到心累吧。
总而言之，杨锐对于拿谁的钱，怎么拿钱，都是有挑选的。
他也是有挑选资格的。
同样是学者，甚至是诺奖级学者，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诺奖级学者在富裕的学校和富裕的专业里面，一年拿到上亿美元的经费，闷着头做研究就行了。这也是名校吸引高端学者的主要手段。
但是，这样的学者的自决权也比较小，什么钱能拿，什么钱不能拿，也得受制于学校。像是哈佛就规定捐款不能带条件，那带帽子的经费再吸引人，哈佛的学者也拿不到。
相较而言，杨锐这样的学者，虽然不能将所有科研以外的事抛之脑后，但在决定权方面，也是更大的。
若是有足够高的开价的话，杨锐相信，北大也不会介意自己的生命科学院换个名字，至于逸夫楼这样的东西，就更不在话下了，还省得给一号楼二号楼起名字麻烦。
除此以外，不同的科研项目所需的经费也是不同的。理论物理学家可以闭门思索，实验物理学家为了粒子加速器的建设，头发都要掉光了。
生物学的开销不上不下，说起来是比化学之类的多的，毕竟还是比不上物理学的花费，加上国内的开销和地位的不同，杨锐的状况，也就介于睡与跑之间。
仅仅是一个宴会，杨锐本身的判断能力，并不足以测试这些钱的理智程度。
因此，杨锐也就放弃了聊天混经费的机会。
说一段话就能赚到百万美元经费的学者固然存在，但杨锐显然并不是营销型品种的。
与其呆在音乐厅里被人围观兼骚扰，弄不好还会说错话，杨锐还不如出去喝酒。
晚宴本来就是给大家一个合理喝酒的机会，至少瑞典人的晚宴是这样的，历届诺奖获得者通常都比较内敛，或者说，年龄太大，以至于杨锐走出音乐厅以后，不仅受到了媒体记者的关注，还得到了瑞典人的欢呼声。
喝醉了酒的瑞典人，就像是寒带的狗到了热带，差不多是看见任何东西，都忍不住想撒欢，杨锐这么大一坨小鲜肉，丢出来，立即就被几个彪形大汉给围住了。
普通人看电视里的瑞典人，或者看小电影里的瑞典男人，通常都是有腹肌的帅哥形象，而在现实中，大部分的瑞典人都是体型魁梧的中年人或者亚中年人。
其中长的有点特色的，稍微整理一下仪容，再加一把胡子，差不多就是游戏里的野蛮人样子。
当然，有的游戏里，直接就用维京人取代了野蛮人，仿佛也是一种进步。
在一群维京人的欢呼陪伴下，杨锐以最快的速度喝到了量，只觉得世界仿佛都迷离起来。
“瑞典伏特加好厉害！”杨锐自动的说起了中文，愁的翻译都不知道该不该翻译。
而最严肃的问题，也并不是翻译中文，而是该不该让杨锐如此放浪形骸。
是的，在使馆工作人员看来，已经是诺奖获得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