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名唤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等等，有着一堆诸如“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头衔。
其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宗羲便在这个时候痛打落水狗，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被崇祯同学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黄宗羲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东林党人，自然对马士英的这篇文章大为不满，当下便撰文予以驳斥。他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攻击李守汉是以天下为私产，以酷吏为爪牙，不与民分权，不尊重士子，说古之天子，本来就该是万民的公仆，李守汉作为崇祯的臣子，更应该是公仆的公仆。结果今日仆人爬到了主人头上，士子不过一点争执，竟以酷法待之。然后骂李守汉为臣尚且如此嚣张，若天下在此人之手，必使周幽王之事重演，只怕到时道路以目，皆有罪也。马士英则是称道酷吏，甘为爪牙，比之昔日阉党，更加该杀。杀一人尚且不足，当诛九族。
再加一句，后来黄宗羲的说法被发扬光大，并且总结为民主之后杀全家。
顺带说点题外话，被指责为奸臣、卖国贼、蟋蟀相公的马士英，本身是属于周延儒和东林党互相妥协平衡的产物，他就任凤阳总督是他的好朋友阮大铖所推荐。而之后，马士英在甲申国变之时坚决拥立神宗直系子孙之中与崇祯血缘最近的福王，此举便是彻底的得罪了东林。
在钱谦益等人的一番精彩表演之后，马士英这个东林党人后裔笔下的千古权奸，却是辗转各地抗清。
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的痛斥“奸臣”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
其实顾诚先生说的是参与《明史》实际上总纂的万斯同，对马士英之死的不实、甚至污蔑之词。而万斯同其实是黄宗羲在康熙十八年清廷下令由黄宗羲“入局主持”，黄宗羲实际派自己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编纂，也就是说对马士英之死的污蔑，是黄宗羲授意的。
上面我说了，各种档案资料，和当世之人都很清楚知道马士英被俘就义而死，黄宗羲等人不敢直接污蔑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马士英传中这样写：
“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父子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相比之下，黄宗羲、张岱等人就是眼见南明势力不成事了，于是赶紧弃主而去。从己方地盘跑到敌占区剃了头做顺民以求活命，拖着根辫子称自己是“明朝遗民”。更可恶的是，他们反而继续污蔑真正为大明朝效忠死节的烈士是“投降被杀”，其品德到底如何，大家真有目共睹了！
其实为人冤枉的，当时又何止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灭，大臣殉难的有高卓、张捷、杨维桓等，其中张捷、杨维桓是东林党人口中所谓逆党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尤其杨维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节。但是他和马士英一样。在阖家死难殉国后竟然被人污蔑为杀妾潜逃而遭乱兵殴打致死。造这种恶毒谣言的人，真可谓“舌可犁也”！东林党人，嘿，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说完了对国家的态度。再说说对朋友的态度。复社首领张溥过世之后。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这个人便是被东林所不耻的马士英。
马士英曾经自己说过。“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他说你们东林复社党人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而他与张溥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朋友阮大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