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碧落喟然一叹，继而道：“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
“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
烛光渐渐变得黯淡，两人落下地上的影子时不时闪熠，沈风把心神投入到广阔的山河中，与山河绵延不绝，顾碧落天生适合当老师，为他的教学极懂得变通，每当沈风心神打岔，她就便换一种方式。
“最后是四角的蜀川，蜀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状地形，也便是你方才所说的盆地，在盆地在外围的每个方向，皆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地方：江州（今重庆）和成都。由江州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今奉节）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江州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这次真的是长见识了，这丫头学识真是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要讲沈风只能将一个大概，但要像她这么透析，沈风自问不能。
夜转为沉静，除了虫鸣，便只剩两人的交谈声。
“——关中、河北、东南和蜀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由，即是有利于家国发展的天时条件，昨夜我便说过，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偏爱之地，宜于百姓耕田务农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偌大国家的军需。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务农。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
“一个家国能否形成强大的国力还与这个地域的民风、民族风俗文化特色有很大的关，。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fēng_liú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边地区迥然相异的国风，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新汉灭亡之后，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关陇联盟，后来关陇联盟城垛许多朝代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自赵武灵王（赵雍，约公元前340年—前295年）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当时赵人剪短头发，穿一身紧身衣服,跨上马背，简简单单几个改良动作,却让赵国在十几年时间里领土大增,改变了整个战国的形势，这便是之前所说的地域风俗文化与家国强大的联系。”
“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
“而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历史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如此，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民风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
“最后再说蜀川，蜀川的政权大多为外来民族所建，这些外来民族也构成一个联盟，同时也是他们割据蜀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些外来民族与蜀川当地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