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方作为生意人，头脑并不笨，刚才只是事发突然一时没有转过弯。听郭盛这么一说，顿时喜出望外，对武松道：“但凭将军指点！”
武松看着吕方，略微沉思了一下，笑着道：“你能主动想到来还本付息，又重兄弟义气，所以我也愿意帮你。这样吧，我不仅不收回你借我的本息，还可以再给你和郭盛一笔钱，让你们去采购药材，贩卖到山东一带。为了保证安全，我还可以从新禁军中抽调部分兄弟，给你们当护卫，你二位看如何？”
吕方和郭盛一时不是欣喜，而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他们对望了一眼，双双拜倒在地，道：“将军为何对小人们如此器重？”
武松笑道：“说器重也真是器重，不过，主要还是互利双赢。我既给你们本钱，又给你们派军队护卫，你们赚了钱，自然要给我分红的！”
吕方道：“那是自然！将军请定个比例就是！”
武松道：“我要你们利润中的五成！”
吕方毫不犹豫，道：“将军只要五成利润，还是在照顾小人和郭盛兄弟，小人多谢将军成全！”
郭盛也大喜，忙对武松表示感谢。
武松要大力支持吕方和郭盛贩卖药材，吕方和郭盛在被抽五成利润的情况下还很高兴，这都是有原因的。
就武松来说，今天遇到吕方，多少是个偶然。但是，他想支持吕方做大药材贸易，看似临时起意，其实却是筹谋已久。
这段日子以来，武松除了忙于寻找潘金莲、救助林冲娘子和军务，修炼《达摩心经》和《司徒遗书》也没有放下。特别是他现在已经身为新禁军统帅，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到大宋朝廷政争之中，更不能只有匹夫之勇，而必须抓紧学习韬略谋略，因此《司徒遗书》是越学越熟。
学习的结果，是使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更清醒的认识。
他要统帅新禁军，要打造大宋乃至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军队，要改变历史，需要很多事情，而其中有一样最为不可或缺。
钱，或者说是金银。
就他个人而言，夺得了马奎留下的财富和房产，他已经算得上是个富翁。但是，他要养军队，要干大事，钱就是个十分紧缺的东西。
尽管新禁军乃是皇帝宋徽宗钦命组建，不过，宋徽宗本身浮躁，抓落实是不行的。在高俅、蔡京、童贯等奸佞们的忽悠下，拨付给新禁军的军费能否始终都得到落实，将是个大问题，这从宋徽宗赵佶居然让明显对武松有成见的童贯来负责此次梁山剿匪的后勤物资保障，就可看出危机。
更何况，就算朝廷给新禁军的军费都能够落实到位，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朝廷是按照旧有禁军的军费标准拨款，这对于训练强度和装备要求等远远超过禁军的新禁军来说，自然很不够。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宋徽宗本身骄奢淫逸，这个时候正在大建楼堂馆所，向民间征集花石纲等，财政早就入不敷出，在暂时没有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克扣军队经费特别是士兵粮饷早已经成为常态。
武松不能把指望都寄托在朝廷身上，他自己必须为新禁军广开财路。
利用吕方等来贩卖药材，就是广开财路的有效途径。
这还得略微脑补一下，为什么前世水浒故事里，吕方会因为贩卖药材亏本而被逼上山落草，成为梁山好汉。
事情还得从王安石当年变法说起。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赵顼继位，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方、方田均税法、募役法等，其实还有一项容易被忽视但却对官药局设立有着重大影响的市易法。
市易法规定，药品贸易由政府控制，经营药品是政府专利，不允许私人自制经营，旨在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增加税收等。此法在都城汴梁获得成功后，由北而南推广至扬州、杭州、广州等地。
据称，北宋朝廷搞这种药品专卖，一是防止药商投机控制医药市场；二是惠民防疫，通俗地讲就是让穷人买得起药、治得起病，就好比今天的政府制定许多最低药品价格一样。然而，任何商品，一旦由政府垄断专卖，那就必然成为暴利行业。
结果，“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六月开局，至十年六月收息钱二万五千余缗，计倍息。”“计倍息”的意思是获利与投入相等。换言之，朝廷这种药品专卖制度获得的利润，是百分之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医药专卖如此赚钱，进一步刺激了官药局业务的扩展。王安石变法推行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没有真正坚持，唯有这种药品专卖法，一直沿袭下来，还不断得到扩张。
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京城惠民局增加到5所，卖药使四方百姓受益”，并新设专事成药生产的“修合药所”，由太府寺负责，有官员称“卖药所其惠甚大，当推行天下，凡有市集，务置处之。”
官方垄断药品贸易，使得这一行业成为暴利行业，同时便也给了民间走私贩卖药材牟取暴利的空间。
吕方，本质上就是一个搞药材走私的药贩子。换言之，他贩卖药材，其实是经不起官府查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