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龟九年，用南蛮人的话说，即是公元一千五百七十六年，八月一日正式改元，亦称之为，天正元年。
大部分的民众，不管是基层武士，小商贩，还是町人百姓，农人匠户等等，其实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这件事情背后的政治因素，但所有人都公认，平手家这下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厉害到了一个大家都很难去类比的程度。
织田信长、三好长庆乃至更远一些的大内义兴、细川政元都似乎不够，再往前找的话，就不得不去提出足利义满、足利尊氏乃至源赖朝才行了。
那又似乎……不够谨慎。
总而言之，时代肯定是变了，只是一般人恐怕说不出变成了什么样子。
即便是平手氏的重臣大将，也未必敢说看懂了风向。
“正三位权大纳言兼左近卫大将”与“正四位上权中纳言兼左近卫中将”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仅仅上升了一两个台阶，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元更只是朝廷和皇室的事务所在，又与武家zhèng quán有何关系？
答案在每个人嘴里都是呼之欲出，昭然若揭，但同时大家好像有了上佳的默契，谁都不肯说出那个人尽皆知的语句。
即便是平手秀益那么喜欢开玩笑的人，几十年前就在吹牛皮的时候幻想过“我若成为一国之主该当如何如何”的屁事，到了现在这种关头也反常地拘谨起来。
河田长亲、岩成友通、中村一氏他们，就更别提了。
有人问，也只说，战事还没有停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任务上，不要去好高骛远。
家臣们的骚动情绪随着九月开始的新征程而渐渐消散了——但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激化了。
因为讨伐的对象，乃是丹波国的诸豪族。
而落跑的征夷大将军，其人正好在丹波。
这次，平手汎秀并未打出什么“解救公方”“勤王护驾”之类的陈词滥调作借口，而是十分公开地宣布——
“足利中纳言弃天下于不顾，贸然抛弃御所，一心勾连匪类，置武家义理何地？今奉朝廷之命，出此义兵，意在缉捕归洛。”
言语中很有种“陛下何故谋反”的黑色幽默。
平手汎秀聚三万六千兵于京都郊外后，向西大举进发，三日即攻到八木城下。
丹波国东部各郡中，小畠、川胜、上林三方豪族纷纷投降归顺，而内藤、宇津两家为了独立地位，坚持抵抗，力战十余日，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不过足利义昭已经跑到了丹波的西部，受赤井、波多野的庇护。
平手军乘胜追击，由平手秀益、中村一氏各领一部，分别攻打八上、黑井二城，结果因道路崎岖，火器难以运达，久久未能攻破，反而遭到夜间逆袭，颇有折损，被迫退兵。
另外在丹波的侧面，丹后一色义道原本见内藤、宇津等人被灭，已经宣布降伏，看到战事有变之后，复又首鼠两端起来。
混乱局面，造成足利义昭不顾挽留，前往安艺国毛利家避难。
没有选择浅井，可能是因为旧怨。
同时，无双勇将“丹波赤鬼”赤井直正，据说染上疾病，死在阵中，也有传闻讲是流矢伤势造成。
为了挽回士气军心，加上这家伙也的确足够能打，足够有名，平手汎秀便对将士们说：“今虽未能取下西丹波半国，但致使‘赤鬼’殒命，亦可谓之得胜。他日卷土重来，就没有什么阻碍了。”
这片穷山恶水看起来一时没办法速取，然而靠京都这么近也实在令人不安。
于是做出安排，让二代目义光为帅，小西行长辅佐，领近江、山城、若狭诸兵，包括京极高吉、武田元明在内，加上东丹波新附众，以及旗本三千，在西丹波和丹后两国步步为营，耐心侵吞。
这是个难度不算太高，但需要好好磨练一番耐性的任务。
那么就是说，适合交给年轻人练手。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足利义昭去了安艺，再把重点放到丹波就显得不分轻重缓急了。
随着将军的去向，平手汎秀的目光不自觉转向了更西面。
根据一些深层次的情报和分析来看，毛利辉元与浅井长政合谋，瓜分宇喜多直家这件事情，早已有了端倪，如今只不过是用落跑公方的事情作为幌子罢了。
这是战国乱世的常见态势，地方武士们对中枢的忠诚心从来都高不到哪儿去。
备前的宇喜多直家显然是个顶级的聪明人，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平手，唾弃足利，给了毛利和浅井进攻的口实。
而且就算遭到围攻之后，他写到近畿来到的求援信，语气依然是十分平和冷静的，看不出有什么惊慌失措的意思。
显然这家伙心里有底。
浅井长政失去了黑田孝高又接受了播磨国人的合议制度之后，虽然还保持较强的军力与疆域，进取的锐气却失去了大半；毛利辉元则是在军政外交各方面一直就没有过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还要明里暗里受到两个叔叔的挟制。
相比起来，无论是决策能力还是执行能力，宇喜多直家都是压倒性的大优，如果没有外力干扰，将来说不定能在两家的夹缝里生长成庞然大物。
平手汎秀介入关西的理由，并不是担心盟友被打死，而是担心盟友过于坐大，这一点除了他自己恐怕谁都难以理解。
十月份，他在淡路、赞岐多线布置军队，准备与浅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