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驒小国的变乱，仅仅是《武家诸法度》正式颁布前，天下一系列震动的开端而已。后续的反应比想象中更加剧烈。
首次大guī mó chōng tū来自东北。
自居“故奥州探题血脉”的大崎义隆本来在仙台东昌寺会面时已经同意了一切的条件，但返回领地之后却不知为何忽然反悔改口，拒绝“御恩上返”和“御恩下赐”的流程，宣称“土地乃是千百年间祖先所传承下来的，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
这在平手幕府的定义里面，便是“形同叛逆”了。
汎秀立刻命令义光前往奥羽组织讨伐。
但是没几天又从另一渠道受到消息，大崎义隆信中说：“之前所述完全是被家臣逼迫，并非我本意。”
见之义光断言到：“身为当主，居然会被家臣逼迫至此，可见毫无治理才能，当地不知道现在乱成什么样子了，必须出兵干涉才行！”
于是他亲自带着五千旗本军队到了会津，但并不急于进击，而是命令芦名、最上、津轻三者分别担任临时将领，各自纠集周边的部队，合计三万五千人，围剿“贼军”。同时让北陆和关东的诸侯做好提前动员，担任预备队。
接下来过程有些搞笑。
被认为“罪魁祸首”的大崎义隆并未参与作战，只带着几个亲信匆匆从城里逃出来，找到妹婿最上义光，主动“投案自首”。
然而“贼军”并未因此偃旗息鼓反倒是人数不断地扩展了。
从这角度讲，性质似乎已经不再是“大名叛乱”了，更像是“国人一揆”的画风。
众所周知，东北的集权化程度很低，诸侯的家臣基本没有被官化，依然是自行领有产业，可以独立运作的土豪地侍。所以在这里“家臣”和“国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当然，不管是哪种，在大规模的讨伐军面前似乎都是不堪一击的。
谁又能想到后续不断的演化过程呢？
北路津轻为信英勇善战，仅仅花了三天时间就连破两城，打开了大崎家领地的门户。但是，被分配在其麾下的安东、南部等人都对这个“暴发户大将”不太心服。
特别是南部信直自认为是津轻家旧主，无法接受上下关系的逆转，表现出非常不配合的态度。正巧南部家臣九户政实早有异心，故意居中煽风点火，将事情闹大。
津轻为信老奸巨猾倒没第一时间发作，但被平手义光派过去当军监的岩成秀通是个一板一眼不知变通的武士，如实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南部信直为人敏锐，感到危险没等合战结束就向平手义光申诉，说九户政实与津轻为信私下无故勾结，或许存在未知的图谋。九户政实后知后觉也赶忙举报南部信直的一些不法行为。
两人当面争执起来，安东爱季也在里面阴阳怪气搅局。津轻为信无奈地对岩成秀通表示：“如此情形无法继续作战。”后者表示理解。
南线也发生类似的事。总指挥由芦名家的宿老金上盛备担任，伊达辉宗居于其下深以为耻，没等大部队集结的命令，先率五千军势提前进击企图立功证明自己，结果中了埋伏遭受惨败，本人生死不知。
这导致伊达旗下的国人豪族大为动摇，许多人本就对“检地”“刀狩”等策略心怀不满的人，纷纷转而加入“乱党”行列，齐心协力反抗新幕府统治。
此时伊达政宗年方十五已经元服晓事，倒也不算幼主。可问题在于他老爹辉宗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时无法判定是否真的阵亡，也不知道该不该马上让少主继承家业。伊达家的一门众和重臣分为两派无法达成一致，讨伐行动也就自然只能耽搁下来。
金上盛备本来踌躇满志要大展雄风，结果还没放一qiāng一弹，就因为猪队友的行为陷入被动，与军监加藤嘉明商议之后，被迫放弃了大举进兵的计划，按部就班缓缓前行，以防步了伊达辉宗的后尘。
只有中路的最上义光比较顺利。
他心知大宝寺、小野寺、户泽等辈与自己素有积怨，不会乖乖听令，就让这些人全部在后面“看守粮草”，只带着直属精锐，加上跟自己关系还不错的葛西、白石家，共计三千人来对阵“贼军”的五千之众，依靠质量优势，以偃月阵斜击之法战而胜之，斩首数百，讨取两名“乱党头目”，立下军功。
唯一不妙之处在于葛西晴信作为大崎家的宿敌，在大崎家领内大肆＂ｊｉａｎ ｙｉｎ＂掳掠，欺凌百姓，无恶不作。尤其是命令士兵放火烧毁田地里未成熟庄稼的行为十分丧心病狂，实际上激起了更多村民的反抗。
不过相对来说还是小事。这个年代没有多少人会为普通百姓的待遇奔走。
监军泷川一忠悄悄记载了“葛西军英勇作战，不畏雨矢；但得胜后乱取狼藉，形同恶鬼”的情况，并没有觉得这是值得第一时间急报的大新闻。
最上义光一共讨取了四名闹事的国人头目，击杀叛军上千，只是南北两路进展不顺，也不可能孤军深入。
此亦得到泷川一忠的认可。
由于以上种种变数，原以为瞬息可平的“大崎之乱”持续了两个月仍然没有被压制下去，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平手义光见状，打算领旗本士兵以及关东、北陆联军亲自下场，却没考虑到天时问题，即将出发前忽然会津、仙台、米泽等地下起大雪，道路被封，无法通行。甚至部分的海港外面都结了薄冰，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