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的南巡并不像历史上的皇帝一样耗费巨大，相反并没有多大的开支，老爹的东封西祀摆在那里，庞大仪卫扈从东封泰山，四年，又以隆重仪式抵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地抵。
接着大赦天下，一时轰动。
老爹的所作所为早已被贴上了奢费万巨的标签，所以赵祯知道如何控制成本，减少开支，即便是他的朝廷有钱了，即便是国帑超越汉唐，赵祯也不打算放纵。
再说他还要为赵旭考虑，毕竟自己的儿子在那看着，一旦自己奢费过多，难免成为后世之君效仿的“典范”。
真宗皇帝为何要东封西祀，赵祯自己是清楚的。
东封西祀不仅在于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天家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东巡泰山封天禅地、幸曲阜祭孔子；西至汾阴登坛祀后土、又赴亳州真源县谒太清宫，崇道封神、大造宫观祠庙，搞的民间怨声载道。
负面的影响完全大于收益，这是“亏本的买卖”！
这一次赵祯要开帝王巡视天下的先河，把重点放在“巡视”而不是“出游”之上，帝王为何要巡视天下？
就是要给地方官员以压力，让他们知道皇帝不是只会待在神都城中，靠奏疏之类的东西了解地方。
同时也是给后世之君立下规矩，不可一辈子“躲在”神都城中，不察民情，不通地方，不晓吏治，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前途，一代还好，若是三代以上基本上就完蛋了。
任何一个王朝只要有着强大的百姓基础，只要能保障大多数百姓以及贵族的利益，基本上就是不败的，但这两点最难调和。
赵祯有幸做到了，他不是靠着多高的才能以及智慧，而是靠着后世总结出来的经验，大量的工厂带动了整个大宋的经济活动，使得百姓这一最主要的群体得到生活保障的同时也给贵族阶级带来了利益。
开始的时候赵祯不相信平衡才是帝王之道，但逐渐的他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治国就是要平衡这个国家所有阶层的利益。
这一点是必须的，无论皇权多么强大，无论军队多么英勇，无论疆土多么广阔。
火车在轰鸣中向南方驶去，现在大宋的铁路最远的北方已经能到达北京大定府，而最南端便是杭州城，而且这条铁路的长度和延伸的面积还在每年不断的增加。
大宋的有钱不是一个地方的有钱，而是整个国家的富裕，地方上的民生也被纳入官员考核的范畴之中，官员若是不能带着地方百姓“奔小康”，那他的年底勘磨一定不漂亮。
赵祯一路上并未停留，火车抵达东京汴梁的时候才稍作休整，这里曾经是大宋的旧都，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赵祯都很熟悉。
这让他回想起当年和王语嫣漫步东京街头的岁月，也让他想起蔡伯俙抱着象棚柱子大喊着要看女戏的模样…………
当然，自己这次带着的三个女人和这座城池也有着不解之缘，王语嫣当年是赵妙元的女伴，杨采薇则是……不提也罢，而薇拉就是他当年从万姓交易中买下来的。
如今的东京街头早已变换了模样，这里已经成为是大宋的中心腹地，也是运输的要害，四通八达的漕，铁路，都将这里变成了运输业的中心。
而商人最离不开的东西便是运输，大宋的公路是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的，铁路也是从这里开始向神都城铺设的，虽然不再是大宋的京都，但这里却没有被遗忘。
汴梁二字被镌刻在一座巨大的石碑上，石碑就在城门口，而石碑的后面便是南熏门。
商人们带着货物来了，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财富也随之而来，东京城中什么东西最繁荣？除了运输外便是服务业！
现在的东京城早已面目全非，赵祯熟悉的一切都在变化，最显著的便是南熏门，现在的它显得更为高大宽阔，城池是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的必要产物，即便是处于大宋内地，即便是没有外患之忧，即便是大宋的防线已经被推到了北京路，这里的城池建设也没有停止过。
得益于水泥的出现，现在的南熏门已经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城门，站在十丈高的城门下，任何生物都会觉得自己渺小，宽阔的城门可以容纳六辆马车并肩而行还余留下不少的空档。
御道上的朱红叉子依在，行人们秩序井然，车驾马匹各行其道，并没有因为这里的繁荣而变得杂乱无章。
越是繁荣的城市，文明程度便越高，因为在这里体现素质和教养，“环境理论”在这里非常有用，往来的人都是富裕的商贾，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习惯。
好的习惯会留下，坏的习惯会被排斥，东京城中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外来户”因为“原住民”已经跟随朝廷迁移到了神都城。
说实话三司从这次迁徙中赚了不少的钱财，东京城的房契可以换一套神都城的房子，但东京城的房价却比神都城的要贵的多，一来二去，倒手之后，三司从中赚取了大量财富。
这主要还是神都城的房子造的又好又大，否则这折本的买卖谁会做？再说现在神都城的房价也开始一天一天的往上窜，完全超过了东京城，也就没人计较当初三司从他们手中捞一笔的事情了。
大家都是明白人，何必不去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