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现在不打算对天竺的波罗王朝动手，印度半岛对与大宋来说虽然不远，但事实上却是一个鸡肋，那里的民族信仰太过强烈和混乱，并且有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屏障。
大宋的商贾从印度通商西方都是利用蒲甘进入鹏珈罗，再从鹏珈罗进入印度，之后再一路往西北方向前进抵达塞尔柱。
蒲甘就是后世的缅甸，而鹏珈罗则是孟加拉，虽然也有通商但道路并不好走，大宋的商贾选择这条路通商西方也是出于无奈。
毕竟在之前西域落在契丹的手中，想要带着货物抵达西方就必须选择这条路，反正是没有商队愿意带着货物前往吐蕃的高原，从那里走不光是道路艰难，更有可能有去无回。
所以南方商路是大宋商贾不得已的选择，从陆路走也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海上就要好的多，但从海上走却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风险。
从天竺走固然躲避了契丹，但事实上却是极为麻烦，绕远路不说，路上也不是那么好走，毕竟无论是蒲甘还是鹏珈罗或是天竺的路都不好走。
大宋商贾又没必要他们修路，于是只能忍受崎岖的道路，可现在还增加了另一个困难，天竺人的刁难。
汉家百姓一般都能忍受很多东西，不喜欢闹事和抗争，大多数的时候都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忍辱负重的态度，即便是被天竺人刁难也没有办法。
但有一点赵祯是知道，大宋的商贾在天竺遭到刁难绝不会是当地的穷人或是底种姓人做出来的，在天竺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地位，甚至连高种姓人家中的牲畜都不如。
这些人怎么可能敢对大宋的商贾下手？赵祯相信即便是他们动手也是那些高种姓的人指使。
那这就说的通了，天竺人对大宋商贾屡屡动手，背后的主谋必然是高种姓人，当然也不会是那些贫民向大宋索要财物，而是那些高种姓的人。
显然他们已经不满足大宋商贾从天竺赚取大量财富，大宋的商贾是给天竺带来了繁荣，但相比之下完全是在吸波罗王朝的血。
赵祯从三司的奏疏中看到了大宋和波罗王朝之间的贸易，大宋卖出多少商品，从天竺买来多少货物全部登记在册。
从这些数字中很清楚的看见大宋的对波罗王朝之间的贸易逆差可达五倍年景好的时候甚至是六七倍有余。
这样的逆差对天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别看波罗王朝这段时间顺风顺水，不但国力增强甚至统一了印度半岛，可实际上却是存在严重亏损，尤其是波罗王朝的贵族阶级和僧侣集团。
波罗王朝的阶级划分不同寻常，最上面的是国王，但到了下一层的统治阶级不光是高种姓贵族，还有大量的贵族僧侣集团。
即便是讲究众生平等的佛教在天竺也分三六九等，寺庙中的僧侣几乎都是贵族或高种姓。
而波罗王朝的土地划分也是这样，土地都是属于国王的，然后再划分给贵族和僧侣，随后才是普通百姓，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普通百姓所要付出的是供养庙宇。
天竺有多少的庙宇？多如牛毛，单单是一个那烂陀寺便需要十五个村庄的百姓和土地产出进行供养，若是底种姓的人那可就更惨了，几乎要把所有得到的东西都供奉给寺庙，还要上街乞讨把乞讨所得的大部分供养寺庙，自己和家人只能留下一点点的果腹之食。
可即便如此，这些低种姓的人却无怨无悔，甚至更加卑微的侍奉，完全没有想过反抗和拒绝，他们只会怪自己的出生，生来便是贱命。
厌恶自己的皮囊，只愿侍奉庙宇和僧侣换取自己来世的超脱。
并且从民情司的奏疏中，赵祯还发现这些人接受大宋商贾的施舍后，转身便把东西供奉到了寺庙，时间长了商贾们发现后也就不再施舍给他们，但没想到不施舍的大宋商贾反而变成了罪人和仇人。
汉家的百姓看不得别人受苦受难的模样，但同样可看不得好吃懒做的人，这些低种姓的人甚至不愿搭理大宋商贾提出的搬运货物换取食物，非要获得施舍，若是不给便赖在附近不走。
这样的人在以勤奋发家的大宋商贾面前饿死都是不多的，渐渐的也就不会在给他们任何施舍，谁想到不愿出力的人却愿意想尽办法装可怜博取同情。
开始的时候还有大宋商贾上当，可时间一场庙宇前堆积的贡品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没人再回上当了。
大宋的商贾从天竺赚取的可不是官钞，而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天竺人酷爱黄金，在佛陀身上镀黄金一点也不吝啬，而婚嫁的时候更是需要大量的金饰作为聘礼。
大宋的商贾为之惊叹，这样的王朝居然有这么多的黄金，天竺事实上没有多少金矿，但却极力开采，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天下最贵重的东西才能配得上高种姓的贵族和庙宇中的佛陀。
所以天竺人费劲心力的开采金矿和换取黄金，对于他们来说黄金就是一切财富的象征。
但大宋的商贾来了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黄金成为通货的最主要手段，在大宋商贾面前，官钞是第一位的，只要有大宋的官钞，他们必定会交易。
可天竺哪有多少大宋的官钞，而除了官钞之外，大宋商贾最认的便是黄金和白银，在天竺白银的产量并不多，而黄金却有很多。
面对大宋精美的商品和货物，天竺的高种姓贵族和僧侣们把持不住，只能用真金白银换取大宋的商品，再把这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