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发展往往很难按照某个人的想法进行，事实上每当你觉得一切都计划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自认为有了万全的准备之时，总会有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
赵祯可以说是准备了万全，在他看来天竺的低种姓和贱民，已经没有了活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反抗上层的高种姓，推翻原本的统治阶级，解放贱民和低种姓。
但就是这样一条革命的道路对于天竺人来说却是不可能，甚至是甘愿接受高等姓的剥削与奴役也不敢反抗。
天竺人的这种奴性已经被扎根心中，在外人看来他们这是苦难，但他们却觉得这是赎罪，是为上辈子赎罪，这辈子被虐待的越惨便赎罪的越多，将来他们死了便会转世为高等姓的人。
不光如此，他们甚至还自发的遏制那些想要反抗的人，认为这些人会破坏他们转世的可能，谁要是让他们不接受苦难，去反抗种姓制，那就是在毁灭他们的未来！
于是完全出乎赵祯意料的一幕出现了，即便是被高种姓不断的压榨和剥削，那些可怜人依旧不敢反抗，甚至不愿意反抗，他们情愿自己被饿死，穷死，也不愿对高他们一等的种姓动手。
这在大宋的百姓看来就是自己贱，怪不得旁人，也怪不得受到欺负，活不下去就算了，到最后也不敢和上面的人拼命，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只能受到不断压榨，这是他们自取灭亡的结果，但活不下去的天竺人开始新的思路，他们成群结队，拖家带口的向大宋而来，希望进入大宋讨生活。
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大宋佃户的身上，希望自己也成为大宋的佃户，给大宋的农人干活，只要给他们粮食吃，给他们地方住，给他们衣服穿就行。
这就是劳力输出，但大宋的百姓可不要这些天竺人，他们的懒惰是出了名的。
别人不知道赵祯却清楚天竺人懒惰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无论是刚开始的雅利安人，还是后来的突厥和阿富汗的***，他们在居住在印度的土地之后，都开始渐渐的变得安逸起来，远没有当初入侵印度时的骁勇善战，可以说这些曾经强悍的民族在来到天竺之后都开始渐渐堕落了。
征服者变为统治者后，开始享受着印度河流域富饶的物产，渐渐地产生了惰性，天竺人并不像别的民族一样喜欢扩张，因为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气候炎热，天竺便产生了一种热带惰性。
这是天竺的生活环境和气候导致了天竺人性格上的懒惰、懦弱和效率低下。
除此之外，印度教的谦卑恭顺也导致了天竺的性格，印度教吸收了波罗门教和佛教的文化，因此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宗教，这一点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天竺的性格。
天竺人的懒惰是出了名的，别说是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后世也是懒的让人吃惊，赵祯对此深有体会。
而相对于勤劳的大宋百姓来说，这种懒惰是不能接受的，这种没皮没脸的生活也是不能接的，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一种奋进的时代，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在为自己的强大努力。
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准备再次进行十字军东征，而塞尔柱帝国更是严阵以待，与大宋之间也是呈分庭抗礼之势，便是小小的以色列也是不断的扩展自己的领土。
但天竺却是一个例外，这个文明对外的扩展十分不积极，并且沉迷于自己的制度和模式之中，便是外人前往征服之后，也会更快的融入到其中，跟着天竺一起堕落。
对于天竺人的投靠，大宋的百姓几乎都是拒绝的，甚至向云南路的州府衙门请愿，苏轼对于这种请愿已经习以为常，云南路和大宋的其他路都不大一样，这里的经济出人意料的繁荣。
大宋的许多产出都是从云南路出去的，百姓们生活安定，土地肥沃，产出丰富，生活好了，其他的也自然都好了。
原来还有商路作为补充，现在商路断绝，百姓们心中本就对天竺有怨气，何况是天竺的人又要来大宋做佃户？
看着手中各商贾联合起来的请愿书，其中不光有商贾，还有大量的百姓情愿，苏轼的心情很好，老百姓的情愿是对的，这段时间天竺人已经在大宋的边境上聚集很多，正愁没有办法。
自己已经向朝廷上奏也向官家上疏，虽然没有朝廷和官家的旨意，但有了百姓的情愿书后，自己便能稍稍强硬一些，阻止这些天竺人进入大宋。
“来人！行文吴万全，让他到本官的官衙来！”
书房小吏立刻答应下来便出去，现在的苏轼虽是大宋的驸马外戚，但却也是一路之地的转运使，总揽一路的军政大权。
苏轼明白赵祯的意思，也知道现在该做什么，百姓的请愿和民意显然是和官家的目的一致，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兵驱赶那些聚集在大宋边境上的难民。
没错，就是难民，天竺并未发生天灾，这完全是人祸导致的灾难，苏轼从朝中得到消息，天竺人在和塞尔柱人秘密通商，显然这些土地被天竺高等姓占据之后，加大剥削，大量的粮食和产出被用于贸易。
逼得天竺底层百姓没有饭吃，人为的产生了大饥荒，所以天竺百姓才会到大宋的边境上，希望得到大宋的施舍和援助。
但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放松，这段时间苏轼对天竺人了解的很透彻，一旦云南路对天竺难民进行援助，那只会让大宋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天竺人是不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