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年轻官员，这是赵祯最喜欢做的事情。
在官员的任用上，他特别的喜欢年轻人，因为在他看来，年轻人没那么多利益算计，年轻人不容易苟且，年轻人不愿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得过且过！
赵祯亲手给了读书人希望，完善了教育制度，完善了科举制度，并且给年轻人得到磨砺的机会，而同样的，赵祯也得到了回报，朝堂之中涌现出了大量年轻且有才干的能臣。
今年又到了科举的大比之年，自从科举取士当道之后，这种公开考试，取士不问家世的查举制度一下成为了大宋的主流。
之前的世卿世禄与察举制度，都是根据家世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做官的。应科举无需推荐，故做官无需地方上的推荐，科举的资格限制甚少，大宋百姓中大多数成年男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
况且科举还是一步登天的机会，从白身一下变为官身，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谓是天地之差，百姓也常常把中举比作鱼跃龙门，甚至一切吉祥瑞意的词语都往上面堆砌。
昨日赵祯在批阅奏疏的时候就发现了欧阳修的上疏，同时也有礼部的上疏，显然对于这次科举欧阳修是另有打算，上疏之时对太学体大加驳斥。
在他看来，生僻字，晦涩难懂根本就不应该提倡，而且同是一个意思为何不能用简单的字来代替，这样才能增加朝廷的办事效率。
同时欧阳修对应用文非常重视，在他看来，文章写的再好，也不及一篇上佳的策论，因为策论是考察学子能力的重要渠道，而文章只是文化素养，艺术修养，不能对做官有太大帮助。
当然文章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考察举子的品行。
在科举上，欧阳修的想法与赵祯的不谋而合，科举就应该是考察学子能力的测试，文章写得好不好，同样也能反映出学子的能力，见识和表达等等。
而策论便更加直观了，策论是议论当前时政并向朝廷献策，有无治理才能一眼便可看出，高下立判之时，瞬间把才能卓越者与那些庸才划分开。
所以欧阳修建议，今年的科举以策论为主，文章为辅，诗赋为体察品行之用，欧阳修以冯拯的话为引：“起奏陛下，冯拯与王旦论选举帝前。冯拯请兼考策论，不专以诗赋为进退。今臣下亦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策论辨高低，以诗赋查品行，此当大善矣！”
赵祯自然是同意这样的话，欧阳修深的自己心意，且推行平实文风，赵祯早就中意与他，太学体的奏折赵祯也见过，生僻字繁多，但意思却简单的很，完全是在浪费自己批阅奏折的时间，言简意赅岂不更好？！
赵祯提笔在空白的行文纸张上写下词头：“着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礼部贡举主考，科举制是一切寻规，不得废公……赐绯袍紫带。”
对于欧阳修，赵祯有着充分的信任与把握，他的才学和能力完全有能力担当得起主考官这一职位，更重要的是，赵祯需要改变大宋的文风，平实文风，通达平易，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如此文章才算是文章。
否则一篇文章写的古奥难懂，其实就是别扭的生僻字词用多了，组合起来让人觉得难受，除此之外一点意义也没有，若非要强辩，那就是作者是在人前炫耀自己所谓的“学识”。
赵祯身为皇帝已经数次见过这样没用的太学体，每次看到这种生僻字文章之后，赵祯都要让三才去拿古籍搜寻，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从字海中词山找出这些个生僻字的，更为要命的是，身为皇帝的赵祯还不能不知道……
赵祯相信，若是以欧阳修作为开春的主考官，定能扫清一切鬼蜮伎俩，狠狠的惩治那些玩弄生僻字并引以为道的读书人！
“送去翰林制诰处，拟成圣旨发于朝堂。”
三才恭敬的接过行文上的词头，快步向御药院走去，其实北京城的皇宫与东京城的也差不多，只不过规模更加宏大，宫殿更多而已，但那些基础的地方还在，御药院，内侍省，太子东宫，正宫，等等这些都还没变。
同样的，在赵祯翻开礼部的奏疏也是说的科举之事，只不过相比欧阳修直接去怼太学体，礼部的奏折就要小心的多，礼部尚书杨国安战战兢兢的在奏疏上写下了“文风当变”四字。
这就是他对太学体不满的表达，赵祯微微苦笑，杨国安为人老实，总是不愿得罪人或是批评人，甚至连太学生都不愿去批评，现在看来他做礼部尚书还真是“克己复礼”。
但他的奏疏中却是写了非常重要，或者说赵祯非常关注其中的一段。
杨国安提议，格物科应当正式进入大宋科举制度的疑议，文中把格物给大宋带来的便利与进步写的颇为详实，甚至有些内容和实例都是他亲自去查探的。
这便是老实人办老实事，赵祯对杨国安也不知该说什么，就是对他的“胆小”怒其不争，总是这也不愿得罪，那也不愿得罪，最后反而让自己显得像个和事佬。
要不是赵祯看出他是不愿站队，不愿和不相干的人交集，赵祯绝不会给他礼部尚书这样的高位。
礼部所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样样都需要稳妥之人。
杨国安便是赵祯心中的不二之选，当今朝堂中的和事佬，却有着一丝不苟，心细如发的品质，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老好人也就没人拉拢他，反而使得他清静许多，于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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