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改革的意义，在于选何种才和选才方式。
更在于主要从哪个群体选才。
常言道，得人才者得天下，选中的人才能否为皇帝所用，或者说只为皇帝所用，这关系到帝位的稳固。
从世家豪族选才，不可能真心为皇帝所用。
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打上了家族的烙印，自始至终就不曾真正忠于皇帝，更不会真正忠于国家。
他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家族的利益。
当然，不是说寒门和贫家子弟就能不顾及自家的利益。
而说的是寒门和贫家子弟他们生来就没有靠山，就没有家族的牵绊。
他们只有一个靠山，那就是皇帝。
所以说，科举改革在李沐心中，非常重要。
比后世的国考重要多了。
因为它选的不是普通公务员，而是真正进入朝堂的储备人才。
都说培养一个官不容易，那培养一个重臣，就更不容易了。
从外放县令至州府，牧守一方，再位列朝堂，入内阁，这时间没有十七、八年，恐怕难以胜任。
而武臣就更夸张了，如果说低层军官，象队率、伙长还可以选拔方式择优取之。
那校尉、郎将以上的军官，不率军队去杀个几百、几千人，谁敢让他独领一军？
常言道，没杀过人的将军，就是个纸糊的将军，就是又一个赵括。
问题是，世道渐渐太平，哪有那么多的人去供他们杀？
科举改革分为文科、武举。
文科考三类：明经、明算、时政。
武举也考三类：军技、兵法、战略。
李沐颁布诏书，新旧划断，从科举制度改革起始，大唐各县主官、军队郎将、校尉、队率之职皆须从科举进士中选用，同时废止举荐、门荫制度。
也就是说，官员的世袭、门荫、举荐制，被彻底打破。李沐留了一丝缝隙，就是各县县丞、县尉之类的辅职，可供官员们安置子侄之用，这也是为了缓和既得利益团体的情绪，同时也为了旧政新政之间的过渡。
将门的世袭，也形如空置，好在李沐总算给将门也留了一丝颜面，队率以下还有更低级军官，那就是伙长和什长的职位。也就是说，将门还有这两个位置可供家中子侄安置。
这种留白，是极具意义的。
它最大程度地化解了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都保留了颜面，彼此之间不会太过狰狞。
先不说普通人家选拔的子弟，远没有将门子弟那种耳闻目染的觉悟，加上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往往在什长、伙长的任用上，将门子弟确实先天就胜于普通人家子弟。
而文科就更加不堪比较了，官宦人家和世家豪族掌握着天下最大部分的书籍。
纸贵、书更贵。
寻常人家负担不起书籍和纸张的耗费，这才是世家掌控天下人才的真正原因。
这种差距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被消除。
但文科、武举从制度上，给了天下人才一个公平较量的平台。
所以，朝野上下，从开始的震惊中，慢慢就平和下来了。
他们都认为，寻常人家的子弟，不管文科、武举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对将门、官宦无法造成真正的威胁。
在他们看来，皇帝此举只不过是在做秀，收买人心。
科举制度于是被顺利地推行下去。
……。
“已经三天了，陛下召见孔颖达和国子监众学士，不知意欲何为？”
政事堂内，内阁大臣、刑部尚书刘德威嘟哝道。
房玄龄一副事不关己的死板脸。
从李沐登基之后，他便是如此了，除了恪守本份外，他更多时候，就是这一副样子。
唯一一次例外，就是李世民发动宫变那晚，房玄龄做出了他的选择。
可也正因为这次选择，房玄龄失去了原本在拥戴李世民的那批旧臣中，超然的地位。
房玄龄现在的处境很尴尬，左右不是，左右不适。
所以，他虽然身为内阁首辅，但很多时候，都不表示意见。
兵部尚书刘弘基翻着白眼道：“咱们的陛下总是天马行空，标新立异。还能做什么？老夫想啊，陛下无非是想对科举改革作些变动呗。”
吏部尚书唐俭摇摇头道：“依老夫看，不见得吧。陛下若要对科举制度做出改动，又怎会不召集我等，只传召孔尚书和众学士呢？”
刘弘基阴阳怪气地说道：“那可说不准，谁叫咱们几人是新归附的呢，不象有些人，仗着姻亲裙带之功，竟入了内阁，与咱们平起平坐了。”
这话指向太明了，户部尚书韩瑗大怒道：“刘弘基，你欺人太甚。”
刘弘基怼道：“老夫的话虽然不中听，但说得是事实，对着陛下老夫也敢这么讲。韩瑗，对于令尊，老夫还是钦佩的，可你一个区区户部侍郎，竟一跃入了内阁，其中缘故，不言自明。”
可怜韩瑗一个文弱书生，虽然已经年近不惑，可从小到大都是在顺境中泡大的，哪有这种言语针锋相对的经验。
一时间，气得脸色赤红，手指着刘弘基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就是差距。
人老成精，刘弘基骂人不吐脏字，而且在话中首先避去了对皇帝的不敬，甚至将韩瑗父亲韩仲良也择了出去，就是针对韩瑗。
就算韩瑗将原话向李沐告状，刘弘基也没有什么错处，甚至刘弘基还能辩解成替韩仲良管教韩瑗，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