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枝插话说：“是呀，那时候啥都没有，有关系的人啥都能买到。我坐了几个月就没吃过糖，都是她爸找中医开几副中草药熬着吃。唉，人家坐月吃甜的，咱坐月吃苦的，把命都吃成苦的啦。”
保管老婆劝着她说：“嫂子，别说过去的苦事啦。咱这一代农民，谁没受过那种罪吗，过去了都是好年景。听他说吃油糕咋烫脊背哩。”
保管又说：“有一年，我到四月八会上去买夏收农具，看见卖油糕的很想吃。于是，我就从买农具的钱里抽出一毛买了两个油糕。”
卖油糕的老板娘子惊讶地说：“一毛钱买两个，就那么便宜？”
柳枝对她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时候的钱很值钱，一毛钱两个不便宜。我们社员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挣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才知道。好的生产队能分五六毛钱，不好的也就三两毛钱。大部分群众都是支户，谁拿啥吃油糕哩？能吃起的没有几个农民。”
老伴娘子又说：“过去的人都那么穷，他们炸油糕卖给谁呀？”
保管娘子说：“主要卖给挣工资的干部啦。有的农民家里不一定都是农民呀，也有在外边参加工作的。那些人月月有工资，家里的经济比较宽展。所以说，上集能吃起油糕的还是大有人在。”
常大伯说：“咱们不要东拉西扯了，快叫他试吃油糕咋烫脊背哩。”
保管把油糕拿在手里试着说：“我当时穿着背心，就这么拿着热油糕咬了一口，里边的糖就流到手掌下边啦。我急忙抬起手用舌头去吃那点糖，手掌下边的糖又流到胳肘拐上了。我怕掉到地上可惜，又抬高胳膊这么一舔，啊呀，咋又把脊背烫啦！这下试的好，脊背没烧衣裳脏啦。”
凡是吃油糕的人全都看着他笑，老板娘子竟笑得直不起腰。常大伯也大笑着说：“啊呀，啊呀，真能烫到脊背上，我这回相信了。”
柳枝戳了他一指头说：“叫你信了能弄啥，把人家的新衣裳弄脏了。”
保管老婆用卫生纸给丈夫擦着脊背后边的糖说：“不要紧，不要紧，他又不是见面来了。衣服脏点怕啥哩，回去洗一回还跟新的一样。”
常大伯笑着说：“你这人的典故还不少哩，咱两个在工地停了那么长时间你都深藏不露。还有什么奇怪的事？不妨一并说出来分享分享。”
保管也笑着说：“要说奇怪的事还真有两件，保证关中八大怪里边没有。别说你见多识广，我要是不说，你今辈子都不会知道。”
常大伯说：“那也未必，我比你大三岁，你知道的事我咋能不知道哩？”保管又说：“别在我跟前倚老卖老，你见过削萝卜把鼻子削了的人吗？”
常大伯用左手做着捉萝卜的姿势，右手用筷子当刀子着削了半会说：“不会，不会，削萝卜都是这个姿势，左手把萝卜捉在肚子前边，右手拿刀子从里往外削，咋有可能削到鼻子上？你这话虽怪，但不是事实。这就跟写小说一样，故事可以虚构，情节不能捏造，要附和逻辑性哩。”
保管又说：“怪事之所以怪，就是很少见的事；如果随处可见，那就不叫怪了。我说的就是不可能生的事生了，你把经过一听，就知道合不合逻辑啦。过去的麦子品种不好、产量不高，农民一镰一镰地割下来，一车子一车子地拉进场畔，千辛万苦地碾打出来，扬净晒干以后，先国家、后集齐、再个人。要是遇点天灾产量下降，到社员跟前就没有了。”
常大伯说：“这种情况咱四个人都知道。先国家，就是先交爱国粮；后集齐，就是留够储备粮；再个人，就是最后给社员分。好了每人分个七八十斤，不好就只有三四十斤秕秕麦啦。都知道的事，不说也罢。”
老板娘子说：“我们不知道，分那么点粮咋得够吃？你还是说说吧。你看，那几个桌子上的人吃了都不走，就是想听你说的故事哩。”
旁边桌子上有个人说：“是呀，这里就叫场畔，那边还有碌碡、牛驴、麦秸垛。我们看了都不知弄啥哩，听这位大叔一说才有点明白。”
常大伯着急地说：“可是，可是，他说削萝卜削鼻子哩，老说这些不沾边的事，那不是膝盖上边钉掌哩——离蹄太远啦！”
保管争辩着说：“离题一点也不远，正因为群众没啥吃才提倡瓜菜代吗。每年的场畔碾打结束以后，生产队就开出来种萝卜，在霜降前后拔出来给群众分点，以菜当粮，起码能凑合着解决几天肚子问题。”
常大伯又说：“这些都是事实，我当会计的时候就给社员分过萝卜、南瓜。这下虽然沾上主题的边啦，但是，与削鼻子还是不大相干。”
保管接着说：“你可能没拔过萝卜。那时候，社员的肚子经常饿着，拔萝卜的时候背过干部，都想偷着吃点。干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故意避开让群众吃。有些人上地的时候带着学生削铅笔用的小刀，有空就偷着削萝卜吃。霜降前后的天气特别短，下午上工一会，天就朦朦胧胧地快黑啦。那时候的人很少吃油，得鸡蒙眼的人多，天不黑就看不清了。”
老板娘子不解就问：“为啥不吃油哩？粮食少也该多吃点油呀。”
柳枝解释着说：“谁不想多吃油，一年到头，一个人只分一斤稠糊糊的棉籽油。逢年过节，待客的时候才用一点，平时哪里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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