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南正街的春夏秋冬
但凡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城市；但凡有城市的地方，就会有城墙，但凡有城墙的城市，就会有叫南正街的街道。峡州是渝东鄂西那个区域最大的城市，那座建于十三世纪的不大而古老的城墙直到民国十五年才被轰轰烈烈的拆除，但南正街却继续在这座城市存在了很久。
南正街无疑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著名的老街之一，也自然是故事最多的街道之一。峡州城曾经有七座城门，其中就有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和镇川门这四座城门都与南正街息息相关，而且紧密相连，就可见得南正街在峡州城里的重要，以及当时在长江峡州码头上的鼎足地位。这条街的古老是因为在明朝的那个守御千户刚刚修筑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条街；著名是因为这条街上曾经出过一些年轻人成功的抗击过流寇张献忠的进犯，还得到过朝廷的嘉奖，可惜他们的后人并不能阻挡民国时期的那个贪官县长赵铁公最终把高高的城墙夷为平地，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南正街的那些老少爷们也一直为此痛心疾首：如果城墙存在，那峡州也许就是另一座平遥古城呢！
南正街实际上只是一条横向的、贴着长江的、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被一些纵向的街道分割成上中下三段的小街。两边都是一排排因为年代久远而粉壁变得斑驳、门楼变得颓败、木屋变得东倒西歪、天井变得阴森冷清、楼梯变的吱吱呀呀的各种百年以上的老屋，街的两边铺着的那些厚厚的、又长又沉的青石板，也因为年代久远、日晒雨淋、车马碾压而变得十分破碎了。街道实在太狭窄，有些地方连两辆解放牌货车也过不了。如果是雨天，街上就会积水，到处都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泊，如果是大晴天，一些大嫂大妈就会把被单、棉絮、衣服，还有那些如今称作“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榨菜头、萝卜干晾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街上就显得更为狭窄了。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对这条陈旧、古老又著名的街道充满留恋和自豪。
南正街之所以在峡州城的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闭塞，上四川、下武汉都得走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而峡州恰恰就是上下水的换乘地，也是川江咽喉。南正街的江边就是上船下船的码头集中地，也是旅客、货物的集散地。想想当时的那种盛况的情景，江边千帆竞渡、万船云集、南正街那条用厚厚的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路就被那些穿着各种草鞋、圆口布鞋、军用皮靴、尖头皮鞋、高跟鞋，或者是打赤脚的人磨得透亮，就会被那些南来北往的商贾、船户、挑夫、官员、仕女、文人、士兵和乡下进城的农民挤得满满当当的，就会有一些有钱人家、盐税官员、发了财的船老板、把家搬进城里来的土地主和那些带着大把大把的银元的人们争先恐后的在这条街上安家立户，修了一些既好看又时髦、既传统又古朴的建筑，就给这条街上增加了一些或古香古色、或大富大贵、或豪华、或简朴的景致，南正街也就自然成了当时峡州城里数一数二的繁华闹市。
南正街的转折是从日本人入侵开始的，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了将从全国转移来的一百五十万人、一百万吨物质从全国各地通过峡州运入四川，在蒋委员长和卢作孚的指挥下，峡州发生了震惊中外、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略大转移。当时人太多、需要抢运的物质太多，就把装卸码头从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镇川门转移到了江滩更宽、江面更宽、更方便装卸、更方便船只调度和停靠的大公桥、九码头一带去了，南正街的辉煌历史从此开始显得黯淡下去。再后来，日本铁蹄的肆意践踏，南正街就风雨飘摇了。
当时的有些事情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的，就拿民族精神、中华气节而言，抗战的时候，那么多的资本家、地主和有产阶层全部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买军火打小日本，在峡州即将沦陷的时候，广大民众义无反顾的跟着自己的军队共存亡，能把自己留下的那些家产和财物弃之不顾，统统入川，给日本鬼子留一座空城！那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换位思考，如果中日之战发生在现在，还会有那么多的热血男儿参军入伍，抛头颅洒热血吗？还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响应政府的号召，炸毁自己的工厂、搬走工厂的设备，不给鬼子留下可乘之机吗？前不久就有人在媒体上为汪精卫公开声援叫屈，还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有一定的道理，引得天下一片哗然，多亏最高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三俗”的指示，不然的话，一旦有老外进犯我国，举国上下不是一片摇旗呐喊的汉奸走狗吗？
不管怎么说，抗战的爆发就是南正街衰败的开始，就是这条承载了几代峡州人的历史的街道盛世的结束，即使是抗战胜利后，一些卷土重来的官员、商家也就把店铺搬到陶珠路、通汇路那一带去了，那些有钱有势的船老板和工厂主也都把家搬到二马路、大公桥、九码头那一带更开阔、更繁华的新的商业中心一带去了，青石板的南正街就慢慢没落下去了。
又过了三十年，在度过了*以后，南正街也曾经迎来了一段红火的岁月，峡州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新的工厂、商店、公司就如同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这里开始有了能印刷红宝书的大型印刷厂、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