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风气在明末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秀才徐guang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他曾说写文章要先有气势，探究道理到极致，才足以流传千古。
后来，他劝服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guang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guang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
于是，徐guang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专业名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guang启认为只要肯下工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万历三十四年年的冬天开始，开始了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guang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guang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万历三十五年年的春天，徐guang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同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徐guang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和同时代的士大夫相比，徐guang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不像海瑞那样抬着棺材劝说昏君，也不像汤显祖那样沉迷于浅吟低唱。他扎扎实实地致力引进先进的科技——这在当时属于不入流的“术数”，与他所任的崇祯大学士、内阁次辅的身份是不相宜的。他生前主持编译的《崇祯历法》，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历法基础。有徐guang启的“第一”，能做到这一步，莫不是他开阔的胸襟，以及高人一等的目光，还是骨子里善于学习秉性在作怪，因此对于杨峥对于杨溥这番话儿，并不感到如何的意外。
杨溥又走了一步，斜眼看了他一眼道：“对了，你折子上的那四句诗，似不是说的不是逻辑学吧？”
杨峥不得不佩服杨溥的目光锐利，点了点头道：“不瞒阁老，的确不是逻辑学？而是心学？“
杨溥似没想到他应承的这么快，倒是微微楞了下道：“此话怎讲？”
杨峥道：“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求诸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阁老以为如何？“
杨溥博学，与陆氏心学也并非不知，但似杨峥这四句真言，还是头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好奇而已。
其实这四句真言，所体现是王阳明的心学的最高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