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大章节，算是个日本篇画个句号开始转进剧情，另前文关于台湾描述有一处时间错误，此时台湾此名还没有问世，故进行了修改】
平山常陈和其他前来参加宴会的商人不同，他已经是一位归化民了。
这一切都只发生在马尼拉‘解放’后的半个月之内，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之后是他驾驶着属于自己的商船跟随李家船队一同回的日本。
他出生在堺港，那是个因商而兴的地方，比起长崎显然那里的商业底蕴更加厚重，但他依然在很早之前便选择移居到了平户，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的缘故。
作为一名拥有朱印状的海商，这些年来他一直往来于马尼拉与平户的航线上。除了中国货与‘吕宋壶’（注：一种大多产自中国经吕宋转口流入日本的陶器，被茶人千利休好评之后得到各大名追捧成为奢侈品一种）外，他的船上乘员也经常包括一些切支丹和企图偷渡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
对于平山这样的商人而言，很难说清最初的奉教究竟是源自信仰还是更多个人的小心思，但信徒间表面上的平等氛围无疑有助于打破日本国内传统的等级桎梏，而这于他的生意的确有不少好处，至少在切支丹群体内他的口碑开始渐渐传开。
今年原本是他前往马尼拉的最后一次航行，他接受了耶稣会的委托将二十六名遭到迫害的切支丹夹带在货物中偷偷送往那里，但明年他的目的地则将变成澳门，因为最近的一些传闻表明那里的信徒似乎比吕宋过得更好一些，耶稣会的教士也向他承认一群澳洲人的出现让事情发生了改变，中国南方的一处岛屿上正发生着让人惊奇的改变。
原本他对这一切并不太感兴趣，是以没过多久便将此事抛诸脑后了。
但澳宋军队对甲米地的突袭让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他们并未如荷兰人与英国人那般对港与商船进行劫掠，甚至连骚扰都从未有过，若不是登陆的澳宋军人和更换的港口旗帜普通居民甚至很难察觉到变化。
在马尼拉被围困的那些日子里，除了不能出港之外倒也过得清净。澳洲人的甲米地临时军管会甚至还为港中的海商们解决了不少生活问题，例如向他们提供了食物与饮水，并许诺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以公平的价格用货物折算，事实上他们也并未食言，甚至还在军管当中就已经撮合成了几艘商船的生意，让人印象深刻。
因此当不久之后负责当地临时治安的首长宣布马尼拉已经‘解放’时他倒并未觉得多么不安，虽然其不过是一名身份寻常的切支丹，但耶稣会所属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多明我会不睦他也是有切身感受的，远的不说，今年刚刚上台的长崎代官末次政直（注：末次平藏）便是因为双方的矛盾而向幕府举报了前任村山等安而上位。长崎自丰臣秀吉以来便有内町、外町之分，内町（注：御免地）以末次家为首多为葡萄牙人支持的耶稣会切支丹，而外町则是以村山等安为首多为西班牙人支持的多明我会信徒。
历年来两派明争暗斗不断，包括双方所属的商人无外如是，直到去年末次政直终于寻了个要命把柄向幕府告密村山等安之子在大阪之役前秘密卖给丰臣家大量火药的事情，这才能够取而代之成为此地新任的代官，而村山也因此被幕府判了死刑，在某种程度再次证明了异端比异教徒更为可恨的铁律。
平山想得明白，哪里都会有争斗，即便是教会内部这种倾轧都从未消失过，是以作为耶稣会教士施洗的信徒他并不觉得西班牙人的失败算得什么，更多的还是货物与船只得以保全的庆幸。
他知道每次随船送到此地的切支丹都会受到西班牙人的欢迎，个别重要的人物甚至会得到全城鸣炮的礼遇，但教徒的生活却也不算多么如意，在马尼拉当局渐渐忘却这些异族人后他们的命运其实便归于平淡甚至落寞了。除了那些能够出来为当局服务的浪人、工匠之外，教会的救济和精神寄托便成为他们生活下去的唯一支柱。
与在日本相比他们唯一的改善恐怕只在于不会因为奉教而被烧死，而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多少改变。
在平山看来这与之前日本的各种宗教本质并无多少差别，堺港北面的大阪在三十余年前便爆发过一场教徒与领主的战争，不过彼时那里的主人是一向宗的本愿寺，而天主教徒更多却站在容忍教会的织田信长一方，天正年间的石山合战将附近烧作白地，这才有了后面大阪城的新建基础。
但谁能知道换个地点换个名目，天主的信徒就不会对大名们发起同样的战争呢？平山甚至觉得这种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在日本发生，而根源也只在阶层的对立与世道的不公。
当然，宗教战争的基础即便在马尼拉也广泛存在着，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
但平山却惊奇地发现，在澳宋治理下的城市，这种基础似乎真的消失了。
那座城市有着干净整洁的街道，红光满面的町民，昂首阔步的战士以及欢声笑语的学童。奉教和不奉教的百姓和谐相处，许多工地上无分昼夜的忙碌，工人们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
在三亚见不到乞丐与浪人，整座城市像是一台不眠不休的机器在不停吞噬着迅速增长的人口。就在访问三亚的几天时间里，港口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着，真不知道再过几年能够成为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