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文一共两份，一份是海军及殖民地部的，由部长黎峨将军签发，这是“公文”；另一份，则是黎峨将军以个人名义写给萨冈的，算是“私信”。
“公文”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北京—东京”舰队原先呈递的作战计划——以杭州湾外海群岛为锚地，截断中国南北航路，逼迫中国新生的舰队与我进行舰队决战，一举歼灭之，彻底掌控中国沿海的制海权，指导思想正确，亦切实可行，目下，看不出有任何变更的必要。
“公文”强调，欲“截断中国的血管，摁住中国的心脏”，行动之重点，尤应放在封锁中国的“漕运”上——“漕运”，乃中国真正之“血管”，一旦“扎紧了”，中国的北方——包括京畿地区在内，立即就得“缺氧”。
第二，福州虽为“五口”之一，地位重要，但是，“北京—东京”舰队配属的陆战兵力，十分薄弱，并没有攻取福州城的可能性；甚至，因为相关航道通行能力的限制，“北京—东京”舰队直接进攻福州城区，都是很难做到的——我军兵锋虽锐，却也只能及马尾而止。
马尾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造船厂和“船政舰队”，其中，“船政舰队”规模甚小，即便全军覆没，也不会对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而造船厂，重要性当然在“船政舰队”之上，可是，我们也很难指望，只失去了一间造船厂，中国政府就会方寸大乱，甚至……举起白旗？
另外，我们也无法确定，单靠舰炮的轰击，是否便可以彻底摧毁造船厂？
鹿儿岛事件中，英国人以为已经摧毁了萨摩藩的“集成馆”，然而，战后不久，萨摩藩便完全恢复了战前的生产能力。
事实证明，对于小面积的单体建筑，舰炮有着很好的破坏效果，但是，欲摧毁大面积的建筑群，单靠舰炮轰击，就力有未逮了，如欲彻底夷平之，一定要登陆占领之，然后举火焚烧——就像我们对待中国的“夏宫”那样。
可是，这又涉及到陆战兵力多寡的问题了。
第三，我军并不掌握闽江水文的第一手资料，将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的航行安全，完全寄托在一个被胁迫的外国人的身上，实在不能令人放心；同样不能令人放心的，是艾某、李某等人那个诡异的计划——此计划之真实性，既无从探究，则所谓“将计就计”，其实不过盲人摸象。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知己”而不“知彼”，这样的仗，能不打，就不打。
第四，从纸面上看，闽江口至马尾的岸防力量，不容小觑，虽然，我们也认为，中国军人的技战术，不能同法兰西帝国光荣的勇士们相提并论，可是，还是得郑重提醒你们：不要轻敌！
“亚罗号”战争之时，中国军人的技战术，不可能比目下更好；武器装备，更加远逊于目下，可是，我们和英国人第二次进攻大沽口，在遭受了相当的损失、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之后，还是未能破口而入。
目下，闽江口至马尾的岸防，武器装备方面，已同我军处在一个水平线上；而闽江水文之复杂、地势之险要，又远过于大沽口，因此，除非目标具备特别重要的战略价值，而我军也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否则，我们认为，没有择其为作战对象的必要性、迫切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京—东京”舰队不必变更既定的作战计划。
就是说，你们攻打马尾的计划，俺们就不批准啦。
“公文”中的理由，都是可以摆到台面上的，语气方面，也张弛有度，从容不迫；“私信”里的话，可就并不都是可以摆到台面上的了，语气方面，也严重的多，甚至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惶急——黎峨并没有足够的把握，万里之外的萨冈，可以听命、听劝，放弃对马尾的攻击。
将在外，君命犹有所不受，何况，虽然，论行政职务，自己这个海军及殖民地部长，为萨冈之上级，可是，论军衔，却和萨冈同为海军中将呢。
“私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法、普已经宣战，法兰西帝国对外矛盾的焦点，已经不是中国，而是普鲁士了，短短数天之内，“避免两线作战”、“亚洲战场转攻为守”的论调已经甚嚣尘上。
作为海军及殖民地部长，自己当然坚持，投入亚洲战场之兵力，陆军数量有限，海军——欧洲战场本就用不到海军，因此，亚洲战场执行既定的作战计划，对欧洲战场的投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国务部长兼财政部长福尔德也委婉表示，帝国的财政，可以支持两线作战。
可是，自己得到的支持是很脆弱的，如果战事不顺——欧洲战场也好、亚洲战场也罢，任何一个战场的战事出现波折，都可能使皇帝陛下做出“亚洲战场转攻为守”的决定。
欧洲战场战事不顺，陆军理所当然的会将锅扣到亚洲战场的头上，说什么两线作战分薄了帝国的力量；亚洲战场战事不顺，相关议者，更会极自然的得出“两线作战力有不逮”的结论。
据我冷眼旁观，对普鲁士宣战之后，陆军的动员，相当的仓促、混乱，根本不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已经做了什么“万全之备”，对普的战事，不可能是一边倒的胜利——虽然，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法兰西帝国，可是，其中的波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只怕在所难免。
因此，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