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三俊，蒋德璟，吴牲，方贡岳等东林人也都是脸色大变，显然刘宗周事先并没有同他们商议。
内阁四臣的脸色也很难看，他们早知道刘宗周善于挑刺，不好对付，但想不到刘宗周不止是挑刺啊，这简直是连大腿骨都挑出来了。
杨嗣昌是崇祯的宠臣，虽然死了，但每每念起，崇祯依然是眼眶泛红。
卢象升当年力抗建虏而死，满朝文武都是钦佩，只不过杨嗣昌对卢象升一直抱有偏见，他在世之时，褒奖卢象升的声音一直被压制，如今杨嗣昌已死，追赠、追谥卢象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左良玉镇守襄阳，麾下兵马五万，是现在中原剿匪的主力。
贺人龙是陕西总兵，麾下兵马虽然没有五万，但秦兵历来是劲旅，所以明知道贺人龙是襄城战败的祸首，朝廷也不敢逼他太急，只是革了他总兵的官职，准他戴罪立功。
两人都是统兵大将，岂能轻动？
明末时，各镇总兵手下的主力都是豢养的家丁，知总兵而不知有朝廷，只要总兵带头，不管投降还是造反，他们都会跟从，这也是明末很多将领变成三姓家奴，来回反复的重要原因。现在是崇祯十五年，情况虽然还没到十七年后的严重程度，但苗头却已经很明显了，
因此朝廷对武将的处理很是谨慎，谁也怕重蹈崇祯四年孔有德在山东叛乱的覆辙。
刘宗周一代大儒，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为什么要在朝堂上公开提出？
其实在襄城兵败之后就有不少的御史上疏弹劾贺人龙，要求朝廷严惩，但都被内阁压住了。
但内阁压不住刘宗周。
朱慈烺也是吃惊，想不到刘宗周的首奏这么“激烈”，甚至是有点无脑！
给卢象升追谥，惩治贺人龙，这两件事都是朱慈烺想做的，前者没有疑义，但后者绝不能轻动，必须谋定而后动。
贺人龙逃回陕西之后，一直躲在军营中不敢露面，只恐被朝廷捉拿，一直躲到五月份见好像没事了，才敢走出军营，后被孙传庭骗到中军帐绑缚，再召集陕西众将，论罪而诛杀。
贺人龙死后，一小部分贺人龙的亲信想要哗变，但很快就被平息。
这一切都仰赖孙传庭的高超手段。
贺人龙死后，高杰接替他的位置，统领秦兵，后成为弘光朝江北四镇之一。
御座上，崇祯脸色铁青。
关于杨嗣昌，他早有定见，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了解他性情的朝臣不会在杨嗣昌的事情上多嘴。
卢象升的事情也可。
左良玉和贺人龙的跋扈，崇祯当然知道，以他刚硬的性子，如果天下太平，国事允许，他早就将两人逮捕下狱了，还用刘宗周提醒？但眼下流寇四起，中原和湖广还需要左良玉的大军支撑，问责左良玉，引起左良玉部的哗变，中原和湖广不就乱了吗？这个刘宗周，迂腐、阔略，不敷实用也就罢了，想不到竟在朝堂上出此难题，如果让远在襄阳的左良玉误以为朝廷对他不满，要整治他，他屯兵不出，不去剿匪，甚至割据称霸可怎么办？
至于贺人龙，他早已经做了安排，孙传庭启程赴任时，他就给了孙传庭一道密旨，要其择机除去贺人龙，以正法典。
襄城之战中，最大的责任人并不是左良玉，而是弃阵不守的贺人龙。
只所以密旨而不是直接传旨就是因为顾忌贺人龙手下的兵马，担心他会造反。
崇祯帝秘密安排的事情现在却被刘宗周捅了出来。
刘宗周，糊涂！
崇祯越想越怒，脸色铁青，眼睛里冒着怒火，不过不说话，只是把目光投向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额头上的伤口还没有结痂，还缠有纱布，因此越发觉得燥热，细密的冷汗从鼻尖渗了出来。刘宗周的建言让他惊异，皇帝的目光则让他恐惧，于是连忙出列，调整了一下呼吸，高声道：“陛下，卢象升和杨嗣昌之事，臣不敢妄言，但新蔡、襄城连丧二督……”
朱慈烺盯着父皇的脸，他清楚的看到，当陈新甲说到“连丧二督”时，父皇眼角剧烈跳动，眼神中满是痛苦。
唉，这乱世天下，都快要把皇帝逼疯了。
朱慈烺暗暗叹息。
崇祯帝性子太过着急，属于今天下种明天就要见到树苗的那种脾气，不说袁崇焕郑崇俭，只说傅宗龙汪乔年，还有接下来的孙传庭，这三任三边总督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崇祯帝逼死的。崇祯帝急于求成，根本不给三人充足的练兵时间和粮饷，只是一劲催促三人出兵剿匪。三人稍有迟钝，就会被下旨申斥，以至于三人战战兢兢，都是在明知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战，最后都被流贼围困绞杀而死。
性格急躁是崇祯帝最大的缺陷，不能宽人，对文臣们要求太过严苛，动辄论罪下狱，以至于朝堂上出现人才断层。等到了崇祯十六年，孙传庭死后，从内阁阁员到各地督抚，竟然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能臣不是死于朝廷的律法就是死于流贼的刀下，最后像魏藻德那种德性的人都能成为内阁首辅。
如果换成木匠皇帝天启，又或者是甩手掌柜南明弘光皇帝，甲申之变或许真的可以避免。
虽然这么认为，但朱慈烺对崇祯帝的情感丝毫没有发生改变，不止因为朱慈烺本尊和崇祯帝血脉相连，更因为崇祯帝眼中的焦虑目光，还有煤山上的歪脖子树。
稍微一走神，陈新甲的声音继续飘来：“……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