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熙宫中，东厂提督、御马监掌印太监陈洪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着：“……孙德田是奴婢推举上来的，原本看他忠心又伶俐，谁知道办事这么不牢靠，这都是奴婢识人不明，是奴婢的错，罪该万死啊！”
当然这家伙也是不肯服气的，当然太监就这点好处，能在皇帝面前辩个明白：“孙德田这狗东西闯了这么大的祸，让皇爷生气，确实是他该死，可是他别的没有，一颗忠心是有的，肯给皇爷赴汤蹈火。去了那豪族士绅遍地的江南，不下点力气，谁能收的上银子来？江南那些豪门，仗着家里头出了举人进士，良田万顷都不交税，咱们皇上一顿饭不过十二道菜，一年不过八套新衣服，他们比皇上过的还好……皇上想修个大殿，还没有银子呢！”
嘉靖帝“啧”了一声，却又听陈洪道：“他们有那么多钱，现在只是收他们几两银子，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就敢揭竿造反！士农工商，凭什么只让农民纳税？这些商人比农民有钱一万倍却不纳税，这道理说不过去。如今收他们一点商税就造反，那农民百姓收了千年的田税，又有几个造反的呢？”
“朕因边墙、寿宫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征商税，”嘉靖帝道：“孙德田去时，朕屡次嘱咐，要他潜藏行事，不可恣肆。可这狗杀才，到苏州不过两个月，就召集地痞游手之徒充当税使公开抢掠，敲诈勒索，争相设卡，重叠征税，激地百姓群起攻之，酿成今日之变。你说错不在他，在江南那帮豪族身上？”
陈洪急忙点头：“就是这帮为富不仁的刁民作梗。太祖爷爷当初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养得他们如今都膨胀了，收他们一点商税就跟杀人父母一样，这次叛乱，就是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抗朝廷，对抗皇命的明证！暴露了他们贪婪自私、罔顾大义的丑恶嘴脸，奴婢恳请皇爷，对这些人一定要严加惩罚，将他们明正典刑，然后就可以查封他们的商号和产业，将他们的资财，尽数充公！”
嘉靖帝也不看他，问道：“黄锦，你觉得陈洪说的有道理吗？”
“哎呦奴婢知道什么，怎比得上陈公公和外头打交道，多得是见识，”黄锦弥勒佛一般地笑着：“奴婢就是想啊，这商税既然说不收就不收已经二百年了，何必急在这一时半刻呢？现在眼前最要紧的不就是孙德田给皇爷惹下的这祸事，怎么麻利解决的问题吗？”
嘉靖帝道：“怎么解决？”
“皇爷最讨厌外头的言官喋喋不休，这一次他们算是捉住了把柄，可定是要谏诤不休了，”黄锦道：“又顶着太祖爷爷的圣训，唯恐不能嚷嚷地人尽皆知。”
嘉靖帝闪过一丝心烦，“士农工商，士人地位最高，而商人地位最低，但士人就能为商人说话，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陈洪当即就道：“因为许多官员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产业或者商铺，如果陛下征收商税，自然他们要反对的。”
“是，”黄锦不顾陈洪恶狠狠的眼神，依旧慢条斯理道：“一个在京六品给事中，月薪不过二两银子，要维持一大家子的花销，妻子老母甚至要给人浆洗缝补衣服，自然要置产了。”
嘉靖点头道：“朕要征税，也不会征他们的税。在山西、两淮、福建广东这些省份，富商大户已经如牛毛一般兴起，他们的财富积累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浙江一省，财富十万两以上的加起来有上万家，过百万两也有上百家。一户之家的积蓄，竟超过了大明两京十三省的税收，闻所未闻呐！朕要收税，也是收他们的税。”
说着忽然暴怒道：“孙德田不体朕意，却对百姓催征榷税，所至肆虐，民不聊生，才逼得百姓揭竿而起，不仅败坏了朕的名声，还要朕来给他的罪行背书！”
密折摔到地上，陈洪偷眼一看，只见上头一桩桩写着孙德田在苏州干下的坏事，比如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寺中，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至于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他心中一跳，暗骂道这个驴日的东西，平日倒是看不出这一番心肠来，也不知是跟谁学的。
其实嘉靖帝的心思，谁又能猜得准呢？他这次派太监下江南，也并非指望孙德田真能收上多少万两的商税来，只不过借此要摧折一番江南豪族罢了。
嘉靖帝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他早已发现江南的工商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东南大户对于财富的积累，也超过了历朝历代，个人财产不再专属于权贵阶层，普通的市民似乎也开始有了资产，当然嘉靖帝认为这是朝廷不收商税的缘故，自然也有这个原因。
东南大户聚集了天下财富的六七成，却一直拒绝向朝廷纳税。而东南集天下灵气所在，又是读书人最能出头的地方，同一年的南北榜进士，南榜压过北榜数倍，而最后成为六部高官、入阁为辅的人，从弘治以后，八成都是江南出身。
因为朝廷百官，要么是出身东南，要么被东南收买，全都成了东南豪族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现，而嘉靖帝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股渐渐形成的势力，就像严嵩一直在关注江南世家一样，嘉靖帝发现原本太祖定下的课苏松重税的政策，不知什么时候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