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旅旅长刘正批准的作战计划中，先使用四支队攻克高沟，一支队钳制杨口，二支队六团、三支队九团、盐阜军分区涟东总队、淮安总队负责阻击援兵，第七旅第二十团作为预备队，在三支队攻克高沟之后集中兵力攻克杨口。
从目前的兵力对比上看，此次淮海军分区集中一、四两个支队加上二支队第六团、三支队九团，在盐阜军分区涟东总队、淮安总队、第七旅第二十团的配合下，分别对高沟、杨口据点群进行围困和分隔，并安排足够的兵力阻敌增援。
根据情报显示附近能够赶来增援的援兵有新安镇、丁头堡、王小圩、吴二圩等四个方向，按照最大增援兵力推算将近有6000人的增援力量。
因此阻援是否能够成功，决定了高沟攻坚的成败。
对于守军是否会选择突围，前敌总指挥，四支队司令同样算到了很细。
目前攻击准备方向是北门和东门，这实际上也是切断敌人从此处突围与杨口据点群敌人合兵的企图。
另外两个方向，向南的丁头庄和向西的新安镇，假如敌人从据点突围那就让他们跑好了。
运动战本身就是新四军的强项，比起去强攻这七个大型碉堡、六米高围墙、十米宽壕沟和四十八个炮楼地堡群的工事，在野外消灭他们更是容易的多。
没有日本人督战之后，据点里的伪军大部分选择两条路，一是坚守据点等待援军来救自己，二是一旦听到援军被击溃的消息，那么就稍做抵抗选择投降。
只有一少部分死硬份子除外，因为他们欠着当地军民太多的血债，他们知道即使投降也难逃一死。
从拔除外围据点后一天一夜的动向来看，据点内伪军没有任何突围的迹象，这也是提前预计到的。
四支队十团负责增援淮安总队和三支队九团，四支队十二团派出一个连增援提链东总队。
这两步棋都是一子两用。
守军从南面和西面突围的话，这就是提前进入阵地的阻击部队，也可以避免两个地方部队腹背受敌。
阻援一战打的好，高沟就胜利一半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场缴获了，在钟卫的眼里那些增援的敌人，哪里是什么鬼子伪军，那都是一块一块的肥肉。
送上门的肥肉白白送人，那可不是钟卫的风格。
以战养战，那么就一定要把战斗打响，战斗了胜利了才有战利品才有缴获，武器弹药才有补充和保障.
多年以来队伍一直都是这么生存下来的，越大的胜仗缴获越多，这个道理共产党的部队都知道，从红军开始就干革命的钟卫更加理解的深刻。
针对高沟作战，定下的方案就是围点打援.
在围点打援的战斗中非常注意时间和战机的配合，点围死了敌人突围不得才会呼叫增援，而敌人必然是看到增援有成功的希望才会安排援兵前往。
假如坚点迅猛拿下，敌人就不会再派出增援力量，打援的战斗就进行不了。
假如阻援打的不好被敌人突破，坚点中的敌人趁机反扑，那么围城的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状况。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需要魄力，更需要实力。
一年半的战斗经验加上战利品的分配上四支队属于能藏就藏能掖就掖，黄师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支队的武器装备换了一茬，现在火力方面四支队说自己第二那还真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不过三支队的王司令绝对不服），四支队的作战能力也是大为提升。
所以这次高沟、杨口战斗，钟卫的四支队才能成为首战的主力，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能够成为首战主力的那已经是王牌和尖刀的待遇了。
武器装备是人的胆气，有了胆气，就更有了决断的魄力。
此时鬼子和伪军的思路可远远没有这么清晰。
这次高沟之战恰好是抓住了日军4月18日进攻郑州，之前连云港方向四个车皮的日军都调动向了郑州方向。
高沟和杨口的日军18日开始向涟水撤退集结，苏北方面的日军短时间内兵力空虚。
4月19日战斗一打响，日军的第一判断是新四军的骚扰以及为了拖住日军向郑州方向增援。
之后20号和21号高沟的汇报都是仍在坚守，日军指挥部便命令日军坚持原有安排继续集结向郑州方向增援，由少量日军带领伪军前往高杨地区增援。
高沟镇伪军36师144团团长这两天多的时间可是受尽了煎熬。
团长王引哲是东北人，31年九一八时候是东北军的一个排长，十几年给日本人卖命也算忠心耿耿，这才被指派为伪军36师的团长。
团副、参谋长和营连长几乎都是他的亲戚朋友，都想靠着他这个团长升官发财的。
144团的士兵和基层班排长大多是涟水当地人，排外思想让士兵和基层班排长与高级军官之间矛盾重重。
更为严重的是那个东北后勤官就知道跟长官一起喝兵血扣军饷发财，根本没有战备思想，并且日本人走时带走了大量物资，现在高沟城内储存的粮食，团里的1000多士兵最多也就能再坚持两天。
钟卫打下伏村和张庄两个据点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截断了水源，现在高沟城内只有一口井，姜家树和陈峰的狙击分队就埋伏在外围据点的取水口附近，两天内已经有20多个取水的士兵被打死了。
官兵不和、缺粮少水、长官无能，也就是高墙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