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郭某某有些不耐烦地噘起了嘴巴，令人不易觉察地斜睨鲁某一眼。随即转头看了看其余几位大师，头侧向了另一边。
这时茅某正侧着脸，眼神充满崇敬地凝视着鲁某。
巴某则微微张开了嘴巴，露出了几粒硕果仅存的牙齿。他满脸皱纹，神态甚至比茅某还更恭敬。那神态根本不像一个百岁老人，倒更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在看着他的启蒙老师讲课。
老某微微眯着眼，表情平静。曹某则像巴某一样的毕恭毕敬。西侧，沈某某因为与鲁某有过一番芥蒂而不甚崇拜。钱某某作为20世纪的学界泰斗文化昆仑而不卑不亢，面露微笑。张某某女士则仍是一副才女气，旗袍花花绿绿，对鲁某亦甚是恭敬。
鲁某清清嗓子，开始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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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里，我首先对全世界一直关注我的文学爱好者们，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对我那些百无一用的、荒谬偏激的文字的厚爱，感谢你们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对我的支持！
说实在的，你们对我的推崇是太过分了，太抬高我了，我实际上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就像大家一样，每天不也是首先忙活着吃饭穿衣，养好老婆孩子吗？
我在酒后无聊的时候，胡涂乱抹了一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没想到竟然被世人过誉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即使在当时，这些文字也被一批小青年蔑称为小杂感，是放冷箭、泄私愤的小篇什。
诚然，我后期那些杂文，的确是凝结了我的大部分心血的结晶。但是大抵上，那只不过是我反“围剿”的战斗性文字，是一些投枪和匕首而已。
这些杂文固然不是小摆设，也可以有大的社会价值。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杂文不能代表我最高的文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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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重要的文学会议上，在河东师大高治平先生组织的这个旷古未有的穿越对话活动中，我还是应该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在我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说几句心里话。
我被你们封为“20世纪中国第一文学大师”这个光荣称号，我并不是当之无愧的。我不应该还像年轻人那样虚荣好胜。毕竟我是过来人，已经体验过许多浮沉荣辱。我不必再强装“义角”，再戴上什么“纸糊的思想权威的桂冠”了吧。
说句实在话，我自忖我的文学作品，真能拿得出手、走得出国门的，按你们当今常说的话，能够“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也许只有三部作品，也就是《呐喊》《彷徨》《野草》，其它的东西，实在不值方家一哂啊！
当然，你们可能认为我是在谦虚。不，不是的，其实我的骨子里是非常虚弱的。就像你们的时代一位叫王晓明的学者给我写的传记那样，我的55年生涯，简直就是一场“无法直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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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思想质地是很贫乏的。你们很多人爱评论我，说我前期主要信奉进化论，后期的思想则接近于马主义。但实际上，你们当然并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有许多事情你们是无法确切知道的。
实际上，我的思想的根子，还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儒道佛思想皆有，最初相信儒家，积极入世，后期则以道家为主，看破了很多无聊的争斗。
外国思想家中，尼采对我的影响很大。你们看我的《字，简直就是模仿尼采的《扎拉斯图拉如是说》。
在《彷徨》中的《孤独者》等几篇，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认识到这种深刻的空虚悲凉，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极为接近。但是就算这一点，我也是受了叔本华等人的启发。所以我应该直言不讳地说明，我算不上什么思想家，我没有什么原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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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说明一点，20世纪有一位功绩非凡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封我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觉得这对我是过于谬赞了。我远远称不上“革命家”，因为实际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才与他们这个革命派别有了较多的联系，但我对马主义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
实际上，如果我早就研究和信奉马主义的话，我很可能与陈某某、李某某等人一块成为组织的创建人了。因为我在20年代之前，就已经与这些组织创建人关系很熟了。
1927年两党合作北伐的时候，我就在广州。但我并没有参与两党合作之类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在座的郭某某先生就可以证明嘛！当时郭先生同在广州，不久就加入了北伐军，还荣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了嘛！
（郭某某在旁边微笑，脸上浮起一层隐隐的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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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当时我还未能与郭先生晤面。我们互不理解，对彼此的文章发生了误会，以至于著文互相攻击，搞得很不痛快。虽然我在1936年的遗嘱里，说过什么“我一个都不宽恕”，但是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潮流的大时代里，我想对郭先生说，我还是很乐意与你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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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某某突然站起，脸色惶愧，饱含歉意地对着鲁某说道：
鲁某先生，我没想到您现在这样宽宏大量了啊！想当年我也是太年轻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