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内阁辅臣退下的时候，同进殿时一样向朱翊钧跪拜叩头。
待三人离开了文华殿，原本坐在殿中一侧的左右史官也站了起来，向皇帝行礼而去。
按照张居正时代遗留下来的起居注制度，皇帝会见朝臣，乃至经筵日讲中的一言一行、谕札诏敕、论奏题复都应由起居注官录送史馆，副本送交内阁。
不仅召对如此，从万历三年以后，皇帝的谕旨、册文、朝讲、宫禁、游习，内阁题稿、留中章疏，兼顾大臣见闻的皇帝言行，各衙门所奏所行的大事，都由值日史官一一记下。
凡遇皇极门常朝，史官站立于文武大臣第一班之后、各科给事中之前，便于就近观听皇上言行。
若遇会极门午朝，史官则站立于御座东南，专门记录一言一动；如遇郊祀、耕籍、幸学、大阅等典礼，史官跟随记录；如遇经筵、日讲，史官则每日轮一人记注起居。
自起居注制度落定之后，史官四员从原系史臣编校之所的东西四馆专门移至东馆专事记述。
馆中仿照古代金匮石室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之意，每月设置一小柜，每年设置一大柜，安放于东阁左右房内。
史官每月编完草稿，装订七册，一册为起居注，附以谕札等项，六册为六部事迹，每册必须写明年月和史官姓名，并由馆中妥善收藏。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深知，万历时期的起居注制度十分严密。
诸司奏报的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由史官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则尽载原本，若语涉文移，更是不能改易他字。
也正是因此，穿越者朱翊钧在面对朝臣之时，一应语气用词，神情举止，演得竟比原来的万历皇帝更像个皇帝。
朱翊钧见史官退出了门去，不禁便松了一口气。
文华殿议事完毕，就到了午膳的时候了。
晚明皇帝每日所进之膳，俱由司礼监掌印、秉笔，或掌东厂者二三人轮办之，尤其自嘉靖皇帝醉心仙道，避居西苑以后，光禄寺便逐渐不再负责宫中御膳。
张诚躬着身子，悄没声地挪进殿中，在离皇帝御座十步之遥的地方跪了下来，
“皇爷，该用午膳了。”
他额头贴地，目光只敢在自己视线所及之处狭窄逡巡，
“不知皇爷要在哪里摆膳？”
朱翊钧正闭着眼斜坐着，一只手支在雕龙椅柄上，伸出三根莹白细长的手指重重地按捻着眉心。
“张诚。”
皇帝眼睛都不睁地道，
“关于先前抄没的张居正房屋，工部是怎么回话的？”
张诚道，
“工部回话说，万历十三年五月时，户部浙江司署员外郎事主事闻道立尝有题奏，言及皇爷已正张居正之罪，逐张居正之党。”
“然其老母已是就木之年，罹其忧苦，恐所给田产不足以养生送死，当时皇爷批的是……”
朱翊钧淡淡地“哦”了一声，道，
“这封奏疏朕似乎有些印象。”
张诚应道，
“当时题奏的是《旱陈三事》。”
朱翊钧淡声道，
“疏中‘三事’，朕尚且记得，一曰法祖宗之制，以勤召对；二曰推蠲赈之仁，以议大工；其三则是广钦恤之恩，以一法纪。”
张诚道，
“确是如此说。”
朱翊钧揉着眉心的手陡然停了下来，
“如今朕勤召对、推蠲赈、广钦恤，已一如疏中所言，你可是满意了？”
张诚一愣，随即重重叩头道，
“蠲赈事情，是乃皇爷独断，此皆恩出于上，奴婢如何敢妄言？”
朱翊钧兀自一笑，道，
“是么？可要没你提及孙丕扬献石，搬出张居正旧事，朕怎么会在听到王锡爵说‘条鞭之法，扰民殊甚’之后，立刻就允准减派织造呢？”
“赈灾可仅以票拟批红，令户部酌情拨给钱粮，而织造一事，却是朕先前亲自下旨，若非朕亲口下令裁减，恐怕内阁和司礼监谁也不敢自作主张罢？”
张诚伏在地上道，
“皇爷圣谟睿盎，度越寻常，非奴婢等愚昧所能仰赞万一。”
“即今朝廷政事，各衙门章奏，无一件不经御览，无一事不出圣裁。”
“此皆是皇爷天纵聪明，乾纲独断，何来他人‘自作主张’之说？”
皇帝睁开了眼，
“臣下事君上，也有个道理，朕已非幼冲之时，却总怕人说朕受制于左右簧鼓，朝令夕改。”
张诚跪伏在地，头都不敢抬一下，
“圣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爷无论做甚么事，都自有道理。”
朱翊钧垂眸看向伏地不起的张诚，心中滋味难言。
裁减织造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就是没有张诚一再的旁敲侧击，朱翊钧也不打算将原来万历皇帝的这一项征派政策延续下去。
现在顺利取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只是朱翊钧觉得不舒服。
申时行和张诚的态度实在是太过恭谨，简直是把皇帝当活祖宗一般供奉着。
万历皇帝虽然刻薄，但在历史上理应还算不上昏君或暴君。
可如今申时行和张诚都是首先将皇帝预设成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然后再按照侍奉暴君的方法去办事、规劝。
仿佛朱翊钧是一个没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暴躁症患者。
这实在是令他很不舒服。
其实倘或当真是单为了赈灾安民，就算是内阁和司礼监暂时性地联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