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他们碰上楚康王新任命的令尹——子木。
令尹子木，屈氏，名建，字子木，是一位廉洁且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在楚国这几任令尹之中可谓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
《国语·楚语》上记载，子木的父亲叫做屈到，曾任楚国莫敖，生前爱吃一种稀罕水品——菱角，曾在临终前交代“祭我必以芰（ji，菱角）”。
到了一周年祭，家臣正准备供奉菱角时，子木却命令家臣把它拿掉，家臣不解：“这可是您父亲生前遗愿啊。”
子木也感到很无力，却一板一眼的说道：“祭祀的法典上曰：祭国君要用牛，祭大夫用羊，祭士用猪和狗，祭百姓用烤鱼，不能进献珍贵稀罕的东西，也不能陈列品类繁多的食品。
我父亲曾经执掌楚国的政事，‘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诸侯们皆交头称赞。如今，我祭祀父亲也不能因为他生前的嗜好，而违犯国家的法典啊。”
“遂不用。”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小，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子木究竟是“违父命”还是“护国典”的问题，还深入到一个命题——合不合“礼”数。
如若违背“礼法”，会被视为大不孝；但遂其愿，将会违背“祭法”，也就是忠孝如何两全的问题。
两千多年来各执一词，无数文人纷纷站队，从战国吵到清末，这其中无数文学大家也卷入其中。
比如，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就引用《礼》的“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来谴责子木“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安得为道”，诉其不只不孝，而且不贤。
有反对当然也有支持，苏东坡就支持子木的做法，还专门针对柳宗元的批评，写了一篇《屈到嗜芰论》的散文，开篇就反驳柳宗元的观点——“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他认为，“今赫赫楚国，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子木）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并称“子木，楚卿之贤者也”。
苏东坡不仅将子木尊为贤者，还依据曾子所言“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的标准，将其视为一个君子——“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
究竟是忠？是孝？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环境、学识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以家为大，有的以国为重，选择仅在于自己所愿，不能站在制高点来俯视他人，也不能仰视圣贤来违背自己的抉择。
就如金庸笔下的乔峰一样，无愧于心即可。
贤者惜才，子木也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之人，在他的推荐下，楚康王任用薳子冯之子蒍掩为大司马。
蒍掩也不负重托，任司马时，对山林的木材、水泽的出产、土地的肥沃程度、地形的高低等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然后规划蓄水池、在肥沃的土地上划分耕地，依次规定出产量标准，制定赋税制度。
一整套完成下来，蒍掩也不贪功，将所有成果交付给子木，子木便以此为基础，推行“量入修赋，赋车籍马”制度，比较全面地完成了对于田制和军制的整理，为楚国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子木之所以爱惜人才，是因为楚国人才匮乏。
人才匮乏的原因，是因为楚国不重视人才。
不重视人才的结果，导致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的后果，很严重。
《春秋左传》中有一篇散文，叫做《蔡声子论晋用楚材》，折射出楚国人才流失的深刻教训。
楚国有一个大夫叫做伍举，也就是当时冒死劝诫楚庄王的那个人，是一名刚正不阿的大夫。
可就是这样一个谠论侃侃的忠臣，因为受到岳丈王子牟的牵连，被迫要逃亡晋国，正巧在路上被同去晋国的蔡声子遇见。
蔡声子当时是蔡国一名大夫，与楚国的伍举关系很好，知晓事情的经过后，对伍举说没啥大不了的事，他帮忙搞定，让伍举先找个地方避避难。
从晋国回来后，蔡声子专程跑去楚国拜访楚令尹子木。
子木见到蔡声子非常高兴，二人侃侃而谈，顺便谈起晋国的事，并且还问蔡声子：晋国的大夫和楚国大夫相比，谁更贤明些（“孰贤”）。
蔡声子就等子木说这句话了，马上将心中早有的想法毕恭毕敬的说了出来：“论个人水平能力，‘晋卿不如楚’。”
子木听到蔡声子对本国卿大夫高度好评，心中暗暗自得。
“但是”，蔡声子没让子木得意多久，又接着阐述自己的观念，“晋大夫整体实力很强，‘皆卿材也’；虽然楚大夫整体能力稍强于晋，但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啊。”
有着根深蒂固“非贵族出生不可入仕”思想的子木很纳闷：“晋国用楚人当大夫？难道晋国就没有同族和姻亲了吗？”
蔡声子回答说：“虽然有，但是晋国使用楚国的人才的确很多。”
看着子木惊讶的表情，蔡声子详细的分析了楚才晋用的深层原因：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越级，刑罚不滥用。赏赐越级，就怕赏赐到坏人头上；滥用刑罚，则怕惩罚到了贤人。如果不能把握赏罚的尺度，宁愿赏赐越级，也不要滥用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