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3日，周日，早五点半。
这是京城一个既清冷又新鲜的早晨。
天色才微亮，太阳刚泛红，房檐和树枝子上都落着一层白糖似的薄霜，胡同里还没有行人。
不过，革命者们虽然还在为革命而酣睡，但“牛鬼蛇神”们却早早已经起床了。
在福儒里，现在就能看见一些走路永远是低着头，脸上露着谦卑和谨小慎微的人们在操着大扫帚扫街，他们都是街道上的管制对象。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年月的特殊景象，像着这种连一句“学习雷锋”的评语都无法得到的义务工作者，是近十年来，风雨无阻坚定维护首都大小街道清洁环境的一支主要力量。
这些人相当尽心尽责，几乎不用监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分片包干的划定范围，为怕追责，根本就没人敢糊弄事，谁都恨不得把地扫得一尘不染，比自己家还干净。
应该说，首都的环卫工人是最应该感谢他们的，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才使得他们的工作量大大减轻，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这种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在扫街的这些人中，自然也包括了洪衍武。
洪衍争两口子因为有孩子要照顾，上班的地方又都不近，洪家的清扫范围一向是王蕴琳的任务。所以这两天，洪衍武每天都要起个大早替王蕴琳扫街，既是为了让母亲能多睡一会，也免得她累得每天夜里腰疼得翻不了身。
而观音院东院之内，除了洪家以外，苏家也属义务劳动者的范畴。
苏家的当家人叫做苏慎针，妻子已经过世了，自己拉扯着儿子苏锦和女儿苏绣过日子，他是京城昆曲剧团为演员“盔头”做修补工作的裁缝。可实际上，这个工作对苏裁缝来说很有点屈才，而老苏来扫街的原因也多少有点冤得慌。
为什么呢？
因为苏家的祖籍原本是江南苏，一手针线手艺也是祖传的。就因为其祖上在乾隆下江南时为皇上做过几身新衣，结果这手艺就被皇上看上了。乾隆下旨将其祖选入宫中带回了京城，自此苏家也就被迫成为了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不得不迁入京城定居。
南方人细心，其委婉精致不是北方工匠可比，因而苏家的针线在宫里也是数得着的，一直都很吃香。哪怕是慈禧时期，衣作最繁盛的时节，衣作工匠多至二三百人，苏家的手艺也一样出挑儿，是这位老佛爷的最爱。后来直至民国时期，苏家人才从宫里流落到民间。
可苏家人虽然没了官差，手艺却仍在，老苏的父亲甚至还娶了个同样从宫里流落出来的绣娘。夫妻二人就此将“宫绣”与“苏绣”的精彩合二为一，凭着别人不能比的手艺，照样在大宅门儿之间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同样受到了大户人家夫人、小姐们的追捧和青睐。
请苏家做衣服的人都是大户的富贵人家，图的就是他做工精致、名气大。这么一来，苏慎针打小跟着父母学艺，便练就了一手制作旗袍的好手艺，他于鼎盛之年亲手制出的成品，其质地、色彩、做工甚至都让其父亲震惊。
说起来洪衍武的母亲王蕴琳当年也曾是苏慎针的主顾，她嫁入洪家后，在京城做的最贵的几件旗袍。均出自老苏之手。
但可惜的是，一到解放之后，苏慎针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因为新生活废旧立新，崇尚俭朴，旗袍逐渐淡出了人们生活。饶是苏裁缝有一双巧夺天工，能让一张白布变得花团锦簇的巧手，却再也没有了施展这种手段的机会。于是无奈之下，为了全家人有口饭吃，老苏也就只有结束自由职业者的生涯，去找政府寻求工作了。
其实按理来说，以苏家的手艺，若放在“盔头”行里，为京剧制作戏服也并不算糟蹋。可偏偏京城搞这个行业的只有“三义永戏装店”一家老商号，早已被安排满了人手。
结果无法协调，政府也就只好委屈老苏进昆曲剧团当修补匠了，不过那里总算还有点绣活儿，苏裁缝并不完全是个废物，所以为了生活，他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最倒霉的是，没过几年，“运动”又来了。
这样一来，苏慎针一个大男人天天拿针线修补戏服，就又成了“破四旧”最先受到冲击的对象。而后无论任何与封建意识有关的大会小会，他也统统都要受牵连。所以，他也就成了东院里除了洪家之外的唯一管制对象。
而与苏裁缝恰恰相反走了大运的，倒是邻居老丁——丁贵如。
因为按理说，“崩豆丁”当年不大不小也是家铺子，就算最后败落成了个小摊儿，也应该把成分定成小业主才对。
可偏偏人家老丁会来事儿，“运动”时就防着被“倒旧账”，他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前，竟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个破得千疮百孔的旧棉袍来，满世界做起“忆苦思甜”的报告来。
老丁到处讲他当年要饭进京的辛酸，把自己的岳父也说成了剥削压榨自己的“资本家”，那“演义”出来的故事，让一些红卫兵小将和工人，听完了感动得直掉泪。
结果他便成了解放前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未了儿，他还把小业主的成分也改成了“城市贫民”。
这就叫，一样的花儿结出了两样儿的果儿。人在际遇上，由于不同的运作方式，差距就这么大。
这个时节，政治空气的氛围无疑宽松了许多，洪衍武扫完了自己家的范围，马上去帮苏慎针扫他家的，俩人扫街也